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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乘客維權10個月獲賠5500元
        2016-06-24 作者: 記者 陳曉波/杭州報道 來源: 經濟參考報

        ??? 今年6月15日,浙江首例滴滴車主延誤出行案在杭州鐵路運輸法院開庭審理。原被告最后同意調解,滴滴打車所屬的小桔公司和司機分別補償乘客施女士等人4000元和1500元。

          盡管施女士最終獲得了賠償,但長達10個月的維權經歷讓她心力交瘁。事實上,隨著網約車乘客數量的蓬勃增長,相關糾紛、爭議也越來越多。被侵權的網約車乘客普遍反映,盡管打車容易了,可維權卻更難了。

          維權路漫漫 乘客“累覺不愛”

          去年8月,施女士和親友一行五人準備外出旅游。出發(fā)前,他們在滴滴打車平臺上預約快車服務,要求司機于當天下午5點30分到杭州某大廈送他們去蕭山機場。快車司機約5分鐘后接單。

        趙乃育 繪

          “我們訂了7點50分的航班,作為土生土長的杭州人,我知道下午五點半晚高峰剛開始,這會兒過去是肯定來得及的。”施女士說。為確保出行順利,他們提前打電話給司機進行了確認。

          然而,約定時間到后,施女士一行未在約定地點見到司機,于是又聯(lián)系司機。對方表示馬上到達,讓他們等待,后又以堵車為由,要求變更上車地點,導致施女士一行上車時間比預約時間晚了半個小時。他們最終于當晚7點左右到達機場,但被告知出票系統(tǒng)已關閉5分鐘,被迫改簽,造成經濟損失5781元。

          旅行結束后,施女士聯(lián)系滴滴打車投訴。“滴滴說把61元打車費還我們,并補償我們80元,我們不同意。由于改簽,原來訂的旅行團和住宿都取消了,加上改簽差價,總的損失近萬元。”施女士最終決定訴諸法律,將司機一同起訴,要求他們賠償改簽的損失。

          其間,施女士等人多次與司機聯(lián)系,但遭到拒絕,后在滴滴打車的要求下,司機與施女士等人聯(lián)系。司機承認存在過錯,但不同意賠償。為了收集證據,施女士等人把后續(xù)的重要通話進行錄音,這些成為他們起訴的證據之一。其間,施女士希望滴滴打車提供司機的車牌號,被對方以保護司機隱私為由拒絕。

          庭審過程中,滴滴打車所屬的小桔公司認為其只是提供平臺,主要責任在乘客和司機。施女士等人則認為小桔公司收取服務費,應當和司機一起承擔責任。經過長達2小時的庭審,各方最終同意調解。

          “從去年8月到今年6月,維權用了快10個月的時間。”施女士說,“最大的感受就是心累。”

          一邊快速發(fā)展 一邊爭議不絕

          據中國消費者協(xié)會律師團團長邱寶昌觀察,一些網約車糾紛由平臺、司機與乘客私下溝通處理,由于糾紛金額往往不多,不少糾紛最后不了了之,真正訴至法院的很少。

          市場調研公司艾瑞咨詢發(fā)布的報告顯示,截止到2015年年底,中國移動端出行服務用戶中,司機數量總計為1871.4萬人,乘客數量總計達到3.99億人。

          對不少乘客而言,實惠、便利是網約車較為突出的優(yōu)勢。與此同時,帶有分享經濟特征的網約車,也讓不少私家車車主多了一個兼職掙外快的機會。但不可忽視的是,隨著網約車乘客數量蓬勃增長,與之相伴的爭議也未曾停歇。

          縱向梳理新聞報道可發(fā)現,這些爭議中,與乘客切身利益相關的包括:支付糾紛、泄露隱私、挑活議價、合同違約、侮辱責罵、人身安全等。艾瑞咨詢的報告顯示,個人信息可能被泄露和人身安全存在隱患,是2015年專車(快車)軟件用戶認為在使用網約車時面臨的最大風險。

          今年5月,深圳市寶安區(qū)一所小學的英語教師,在晚上搭乘一輛網約車后被搶劫殺害,犯罪嫌疑人為網約車司機。滴滴公司后來證實,該司機在平臺上注冊并通過審核,但案發(fā)車輛的牌照是其臨時偽造。

          記者在一家網約車平臺官網上看到,注冊成為網約車司機,只需提供身份證、駕駛證、行駛證等信息,但不包括無犯罪記錄證明和健康證明等。北京一位網約車司機王先生透露,在完成注冊后,平臺未對他進行電話或當面核實。

          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乘坐網約車的風險。深圳公安部門初步排查發(fā)現,該市網約車駕駛員群體中,有吸毒前科人員1425名,肇事肇禍精神病人1名,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員1661名。深圳市交委調研認為,網約車平臺存在駕駛員招錄把關不嚴等問題。

          此外,不少乘客反映,網約車投訴渠道少、處理不及時、對處理結果不滿意。記者6月22日下午多次致電滴滴公司,乘客投訴熱線一直占線。而另一個重要的網約車平臺優(yōu)步,目前只接受郵件反映情況,被一些網友詬病處理麻煩、效率不高。

          “急駛”的網約車如何更“可靠”

          目前,交通部門正不斷加強網約車的監(jiān)管,網約車平臺也在不斷提高內外部管理水平。有關人士認為,為切實保障網約車乘客的權益,需要進一步嚴格網約車司機的準入標準,明確平臺與私家車的權責,暢通化解糾紛的渠道等。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周昀認為,網約車平臺為乘客提供叫車服務,對網約車司機具有審查義務,為了切實保障乘客的利益,提高網約車的服務水準,應該進一步嚴格準入標準,有針對性地開展培訓等。

          據了解,一些網約車平臺目前正配合監(jiān)管部門做好安全方面的管理,如在司機端資料審核中,利用攝像頭采集動態(tài)的人像數據進行比對等。

          與此同時,一些網約車司機反映,由于網約車屬性尚未明確,一旦出現侵犯乘客權益的事情,平臺和司機如何分擔責任是個問題。

          去年10月公布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提出,“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者承擔承運人責任,保證運營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權益。”這一條款引起了不同的意見。有關人士認為,簡單約定運營者為責任主體過于籠統(tǒng),不便于責任認定及糾紛調解。

          杭州鐵路運輸法院相關負責人建議,網約車平臺要進一步明確與私家車間的權利義務。

          此外,不少乘客希望網約車平臺進一步暢通反映問題的渠道,相關投訴能及時有效地解決。上海的網約車乘客林女士認為,網約車平臺應在網站上發(fā)布常見的糾紛類型和處理方式,引導乘客化解矛盾,同時加強信息化建設,讓糾紛處理全程留痕,限期處理。

          邱寶昌建議,在權責界定尚不明確的情況下,網約車平臺可采取賠付先行的措施,切實保障乘客權益。“平臺可設立賠付基金,如果確有損害乘客利益,先行賠付,然后平臺再來論證它和司機的責任比例,向司機追償。”

          有過維權經歷的施女士表示,網約車平臺為公眾提供了新的出行選擇,但如果出現糾紛,乘客要留好證據,如車輛信息、司機聯(lián)系方式、乘車起止時間甚至通話記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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