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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jīng)戰(zhàn)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教授在CQMM2016春季預測發(fā)布會上表示，考慮減稅不是總量性減就可以，一定要落在結構性上，考慮稅收對價格的影響，得減間接稅、流轉稅。哪怕減一點流轉稅，間接稅，也會減少一點稅收對價格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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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高培勇演講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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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能來參加這次研討會，這已經(jīng)是第三次參加廈門大學和經(jīng)濟參考報社共同主辦的活動，每一次的收獲都很大。

??? 剛才王燕武教授做了一個非常全面的報告，聽下來以后，我想有這樣一個感覺，當前的經(jīng)濟形勢，用傳統(tǒng)的術語描述，比如說“復雜多變”、“異常嚴峻”等等這類詞匯已經(jīng)難以描述，或者說全面地描述當前經(jīng)濟形勢的這種景象。

??? 在這其中，從過去一、兩年的經(jīng)歷看，再從王燕武教授的報告看，經(jīng)歷了太多新的現(xiàn)象，新的事物，有好多東西是我們以前沒有遇到過，或者說雖然遇到過，但沒有深入的思考和分析過。

??? 我想今天重點說一下減稅問題。不管從需求側還是從供給側，現(xiàn)在社會各界一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當前的需求政策調節(jié)的時候，都把財政政策作為一個天然的結構性政策，這個從理論上是能夠說得通的。

??? 可是最近這一段時間內，關于財政政策討論，大家的焦點不是放在以往的增加政府支出上，甚至不是放在擴大赤字上，而是放在減稅上。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矛頭都是減稅，這倒符合當前經(jīng)濟形勢要求。比方從需求側角度來講，財政政策無疑就是兩種操作，或者說用財政赤字去支撐減稅，或者用財政赤字去支撐政府的增加支出。鑒于前幾年我們總是說過度刺激帶來了一系列副作用，而且現(xiàn)在又要和結構性改革結合在一起，避免重蹈覆轍，進而減稅就成了一個能夠兼顧刺激和供給側結構改革一個適當?shù)倪x擇，這是從需求角度講。

??? 從供給的角度講，我們知道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平衡，需求在供給側一方。從供給的角度講，消費+儲蓄+稅收。因而，稅收減稅自然也就成為一種大家首選的調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入手的地方，這是當前我們所面對的這個情況。

??? 但現(xiàn)在的問題是，這一輪如果把財政政策重點放在減稅上，必須明確，它是和以往減稅的思路、思想、站位完全不同的。形勢變化很大，我們的目標變化也很大，現(xiàn)在的減稅不能放在和以往減稅同樣的平臺上去加以評估。

??? 這次供給結構性改革強調用改革的辦法去推進減稅，這次減稅的操作至少有兩個特點，不單是稅收政策層面的操作，還要結合稅制改革而進行的這種減稅的操作，這個是肯定的。

??? 第二個還必須把從三中全會以來，關于治國理政的一些新的理念、思想和戰(zhàn)略融入其中。所以這樣一來，有很多的操作，就會和以往大不相同。第一個問題是，稅收和價格的關系問題。我在幾個場合說過，中國的稅、價關系和中國之外國家的稅價的關系差異是非常大的。在境外，你談到價格的時候，商品的價格，用我們的術語描述就是裸價，成本+利潤。在境內談論價格的時候，我們討論這個價格不是裸價，是含稅價。

??? 這次改革最終的目的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決定性作用，這是最根本的目標，也是人為地推進結構性改革，最終要走到市場上。市場顯然不是交易的場所，而指的是價格。我們說的價格包含了太多稅收要素的價格，這個價格就不是完全地反映資源配置狀況，引導資源配置優(yōu)化的那樣一種價格信號。再加上中國的稅收當中，能夠融入價格的份額太多，70%以上都屬于流轉稅、增值稅、營業(yè)稅、消費稅、城建稅，包括關稅等等都在這一系列當中，70%。大家可以算一下賬，去年的GDP是67.67萬億，稅收大體上是不到14萬億，其中70%的流轉稅，這樣說起來只有9萬億左右。9萬億左右不能直接和GDP去比，和社會商品的零售總額去比。大家可以設想一下，整個價格成分當中有如此多的稅收要融入其中，那么我們所看到的價格，它是精確地引導資源配置的信號嗎？

??? 在結構性的調整和改革當中，如果這個價格不踢除稅收的因素，那么它帶來的結果是什么？這是一個很大的事。其實在稅制改革當中，中國從94年就曾經(jīng)嘗試過讓稅、價分離，94年就按市場經(jīng)濟的辦法來改革，但是考慮到各個方面的風險，最終還沒有實施這樣的制度。這個風險的確是非常大的，拿一包中華煙舉例，賣70塊錢，其中50塊錢是稅收，這個事情影響比較大。

??? 怎么辦？我覺得要考慮減稅，怎么減？不是說它是一個總量性減就可以了，一定要落在結構性上。結構性調整一定要落在稅收的改革上，得減間接稅、流轉稅，哪怕減一點流轉稅、間接稅、也會減少一點稅收對價格的干擾。

??? 第二個問題就是稅賦的分配，從建國以來更多地考慮到稅收的效率原則，如何保證國家履行職能所需要的稅收，及時、足額、穩(wěn)定的進入國庫，這是我們以往所討論的問題。而不大關注稅收究竟是誰來負擔？其實這個問題要是不關注的話，你就沒法觸及到供給側，也沒法觸及到供給側結構性這樣一個細節(jié)。比如說14萬億的稅收，肯定是收上來了，究竟落在誰的身上了？是落在企業(yè)身上了，還是落在居民身上？就居民而言，是落在哪樣一個特定的收入群體？對企業(yè)而言落在哪樣一個產(chǎn)業(yè)？落在哪樣一個企業(yè)運行的環(huán)節(jié)？這是不怎么講究的。要講究，必須從總量延伸到它的結構，一旦延伸到結構的時候，我們好多問題都是新問題，以往研究非常少的問題。比如說中國的稅賦分配，實際上是有標準的，不是說沒有標準的。

??? 我們是什么標準？是按消費來分配，誰消費得多，誰就多納稅；誰消費的額度占收入的比例高，誰就多納稅，就是這樣的一個分配標準。14萬億稅收上來，那你看稅制結構。70%以上的稅都屬于流轉環(huán)節(jié)的稅，都屬于間接稅的時候，意味著這70%，剛才說那9萬億，是按照人們的消費狀況分配的。不買東西不納稅，你只要買東西就納稅。誰買東西呢？顯然是低收入群體。高收入群體也買東西，高收入群體買的東西肯定大于低收入群體買的東西。但是高收入群體的消費額和收入之間的比例是低的，而低收入群體這個比例是高的，所以流轉稅和間接稅有另外一個名稱叫累退稅（諧音）。但是連基本的生活物品、基本的藥品都是這個稅。要調節(jié)供給側的結構，不能不考慮這樣一個問題。

??? 相反地我們對收入也不是不按這個標準來分配，但是我們按收入額度來分配稅收太少了，6%到7%，14萬億的6%到7%，就是個人所得稅，按這個標準來分配的，幾乎沒有按財產(chǎn)來分配稅收。在座各位哪一個人把你稅收的交納和財產(chǎn)聯(lián)系在一起了，從來不考慮。所以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我們也涉及到稅賦標準的重新認定問題，這個標準的重新認定就涉及到稅收內部的改革，內部結構的變化。這次談論減稅的時候不能不考慮這樣的問題。

??? 再說稅收政策，剛剛談到財政政策的時候勢必要談到稅收政策，通過增加赤字，而且把赤字的主要部分用于支撐減稅，談總量的原則。這里涉及到兩件事，一個是可行性，財政稅務部門會告訴你，現(xiàn)在財政收入形勢非常緊張，的確是這樣。剛才王燕武教授在講財政收入赤字的時候，用的是官方公布的數(shù)字，但公布數(shù)字的時候它還有其他解釋，去年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是8.4%，但后面緊跟著按同口徑是5.9%，2014年之后，政府性基金收入原來不納入財政預算的，有五支基金被轉入到一般預算了，把這兩項剔除掉。

??? 還有特殊的增收因素要排除，哪些特殊增收因素呢？制度體系能夠做到的特例，當財政困難的時候，可以向特定的國有企業(yè)去多收錢，比如說煙草公司。煙草公司真的是一個寶庫，缺錢的時候找它要能給你。還有中投公司，還有人民銀行，還有中央國債類似這樣的機構，都是在困難的時候找他要錢。如果再把這個因素排除，那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真的是有問題的，甚至中央財政是負增長的。

??? 你考慮到這些事的時候，談減稅，談總量的時候，不能說增加多少億的赤字。數(shù)千億的赤字是要增加的，增加之后，財政收支的平衡怎么辦？怎么做？就不能不考慮這個問題。我建議在這里討論減稅的時候，必須把減稅和其他的政府預算收支安排統(tǒng)籌考慮。

??? 剛才燕武也講了一句話，去年財政赤字占GDP比重是2.4%，僅就財政預算來說的。我如果把另外的三本預算也計算在內，基金預算、社保預算加上國有資本金預算，這個赤字率就降下來了，就不是16200億了，降下來后只有2.1%。這個赤字了，那個地方是有結余的，算總賬就要考慮到他們之間的統(tǒng)籌協(xié)調問題了，這是我們在討論的時候要考慮到的。因為最終減稅的目的，從需求側來講，無非是用政府收支之間的差額去對沖民間的收支差額，這是要考慮的，得有一個稅收收入的減少和其他收費，其他類型的政府收益之間綜合的協(xié)調問題，這些要考慮在內。

??? 另外一個，就是減稅不能只提總量，一定要落實到減什么稅，減誰的稅。這一輪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減的是企業(yè)所得稅，而沒有強調減個人所得稅。企業(yè)從哪兒減？我們整個國家的14萬億的稅收，90%是企業(yè)繳納的，如果加上個體工商戶這個數(shù)提升到94%左右，個人交的比例只有6%左右，這個要研究。把18個稅種做個分類，究竟哪些稅種一減能落到企業(yè)身上，而不是一鍋煮，一勺燴，肉爛在鍋里。不知道減哪個，因為它是結構性的，不單純是供給側的改革，這個研究也要進去。沒有這個的時候，減稅政策的操作就如同踩棉花，心里是沒有底的，這是一個要考慮的事情。

??? 第四個要考慮是財政體制問題。最近財政體制的改革有一些積極的信號了。我們在減稅的時候，脫離了財政體制的變化，很可能就找不到落腳的地方。這次財政體制的改革，目前兩個信號值得關注。

??? 一個是結合營改增的全面推進，要理順收入體制暫行辦法。這種暫行的辦法目前基本思路還是分錢制的辦法。比如說營改增在5月份全面推行之后，要減稅五千億，五千億是地方稅收的減少額度，中央財政經(jīng)過轉移支付，通過其他辦法給地方貼補上，這是一種思路，才是分錢制的辦法。其實在94年之前，我們國家所實行的財政體制，不管什么都是分錢制，收入分類分成，改革之后曾經(jīng)搞了大包干，分的是什么？都是錢。現(xiàn)在說法分的是經(jīng)濟運行的結果。94年之后的改革思路叫分稅，分的是什么呢？分的稅源，這塊地歸你，那塊地歸他，各種各的莊稼，自己收多少就花多少。所以在減稅政策的操作當中，就不能不考慮分錢制和分稅制之間的這種差異。分稅，減稅誰來買單？它是不一樣的。以往落在地方稅身上，地方來買單。現(xiàn)在要在這種大的環(huán)境當中的減稅，讓中央財政用轉移支付來抹平的話，分錢制的話，肯定是中央財政來買單的，這是要分清的一件事。

??? 第二就是在財政體制改革當中，現(xiàn)在企業(yè)重點是事權改革，是作為當前財政體制改革的短板和主要矛盾來操作的，這是20多年來財政體制沒有理順的主要原因。但有一個事必須要說清楚，不是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全部內容，甚至不是事實。為什么呢？因為我們講財政體制的時候，一定講的是收與支之間的關系，不可能劃分財政體制的時候，如果給你分的都是支出，錢我拿著，那不叫體制，那就變成了一種派出機構了，你干什么事，給你什么事，你干多少事給你多少錢。

??? 在這個過程當中，減稅的時候矚目于在中央和地方之間，稅收管理體制的變化，不能把它忽略了，千萬不要說減稅政策的操作不涉及財政體制的安排，不是這個樣子的，財政永遠是收入與支出之間的關系。我們講財政政策就是政府的收支，單講支出不是財政，單講收入也不是財政，一定要把收入和支出對接起來，像老百姓過日子一個道理，它才叫財政。所以這個時候，要把減稅政策的操作融入到這一輪財政體制改革的安排當中去，去加以調整。

??? 總的講，這一次減稅操作呢，首先明確它和以往不一樣。第一是立足的經(jīng)濟背景不一樣。第二是政策目標不一樣。所以得有一些新的考慮，新的思路，既然強調了我們談需求講的是結構的轉換，講供給的時候講的是結構改革，不能只談總量，不談結構，而結構是一些細節(jié)的問題，是一些在以往我們看不上眼，覺得都是雕蟲小技這上面的問題。但是如果沒有結構性分析的支撐，總量上政策的安排，一定是不接地氣的，我就說這點，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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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jīng)發(fā)言者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