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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衛(wèi)耕地:向重金屬污染宣戰(zhàn)
        2016-07-22 作者: 記者 白田田 史衛(wèi)燕 周勉/長沙報道 來源: 經濟參考報

        ??? 7月,湖南省湘潭縣楊基村的水稻田正結出沉甸甸的稻穗。稍顯特別的是,在一片100畝田地旁邊的標牌上印有二維碼,用手機“掃一掃”,便可以獲取土壤中重金屬鎘含量等數據。

          這里是中國第一個針對稻米鎘污染區(qū)域性協(xié)同創(chuàng)新項目的示范基地。通過這些數據的變化,科研人員正在試圖“破譯”重金屬鎘從土壤到根莖,再到籽粒的遷移奧秘。

          自2013年“湖南鎘大米”事件之后,公眾談“鎘”色變,耕地重金屬污染問題引起全社會廣泛關注。時隔三年,記者在湖南等地采訪了解到,目前耕地重金屬污染治理正在由過去的“單打獨斗”,發(fā)展為融合多部門、多學科的“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一系列新技術、新產品正在應運而生,并且逐步由實驗室科研轉向大面積推廣,一場針對耕地重金屬污染的“戰(zhàn)爭”已悄然打響。

          信息戰(zhàn):稻米中的鎘到底從哪來

          記者了解到,這個針對稻米鎘污染的區(qū)域性協(xié)同創(chuàng)新項目由中國農業(yè)科學院于2015年3月啟動實施。經過一年多時間,項目從重金屬鎘污染特征與遷轉規(guī)律、稻米重金屬污染過程防控、末端治理、綜合防控技術等四個方面開展研究,采用技術集成、新技術應用與驗證示范相結合的方法,取得了不少進展。

        白田田 攝

          一年多以來,項目參與人安毅博士幾乎每個月都要來基地一次。他告訴記者,這個項目最大亮點是,它屬于“開放式平臺”,不論是科研機構還是企業(yè),只要有好的技術和產品,都可以進入。

          “稻米中的鎘到底是從哪里來的?”項目負責人、農業(yè)部環(huán)境保護科研監(jiān)測所研究員劉仲齊認為,長期以來,鎘污染研究大多是針對“土、肥、水、種”等不同方面的“單兵作戰(zhàn)”,科研人員的說法五花八門。協(xié)同創(chuàng)新項目正是要打破不同領域的限制,來共同解決稻米鎘污染防控的關鍵問題。

          事實上,“開放式平臺”在互聯(lián)網軟件開發(fā)上廣泛運用,農業(yè)領域里卻算是新鮮事物。據統(tǒng)計,目前協(xié)同創(chuàng)新項目的示范基地已進駐和確定進駐的科研團隊有14個,重金屬治理的相關企業(yè)有9家。

          示范基地被劃分為6大功能區(qū),科研人員在此進行技術驗證、示范、集成和創(chuàng)新。每個功能區(qū)的邊界種植些蔬菜或作物,形成“植物圍墻”,避免交叉影響。

          在“技術落地適應區(qū)”的50號田,記者看到展板上顯示,入駐的企業(yè)提供了5種土壤修復材料,包括生物肥料、離子礦化穩(wěn)定劑、土壤調理劑等。每塊小田地分別對應一個“二維碼”,研究人員和參觀者可以方便地獲取有關技術參數。

          在耕地重金屬治理領域,類似中國農科院這樣的協(xié)同創(chuàng)新日益成為一種常態(tài)。農業(yè)專家認為,南方地區(qū)重金屬污染是一項來源復雜、機理隱蔽、極難治理的“世界性難題”。只有組織跨學科、跨部門的科研力量進行“協(xié)同攻關”,才能拿出解決問題的“系統(tǒng)性方案”。

          全面戰(zhàn):治理重金屬不只是“灑石灰”

          盡管耕地重金屬污染近年來才引起全社會關注,但相關研究工作至少已有二三十年時間。經過長年的技術積累,加上最近幾年國家大力支持,耕地重金屬污染治理研究正在進入“全面收獲期”。

          一是機理研究和技術體系有進展。中國農科院牽頭的協(xié)同創(chuàng)新項目,一大目標正是要在基礎理論有所突破。經過一年多的協(xié)同攻關,科研人員發(fā)現,重金屬鎘在水稻體內吸引轉運不存在“專用通道”,而是通過“公共汽車”——非選擇性陽離子通道,這為揭示鎘在水稻體內生態(tài)毒理過程提供了依據。如果要限制鎘向稻米的流動,就要提高水稻根莖葉的“安檢”水平。

          湖南省則在技術體系上提出了“VIP”模式,即選種鎘低累積水稻品種(Variety)、改革稻田灌溉(Irrigation)模式、調節(jié)土壤酸度(pH)。湖南省農業(yè)資源與環(huán)境保護管理站站長尹麗輝介紹,根據2015年“達標生產區(qū)”“VIP”降鎘技術雙季稻示范片的統(tǒng)計結果來看,早稻和晚稻的達標率分別提高了69%和37.9%。

          二是修復治理新技術和新產品有效果。長期以來,耕地重金屬污染治理最普遍的方法就是粗放式的“灑石灰”。現在,越來越多的新技術、新產品涌現,而且一些技術和產品具備了可推廣的應用前景。

          中國農科院協(xié)同創(chuàng)新項目已研發(fā)出了多種能有效降低稻米中鎘含量的葉面調理劑、微生物制劑和生物炭產品,并正在開展大田試驗。比如,科研人員利用從湘潭、湘陰等重金屬污染農田中篩選得到的耐鎘細菌和植物促生菌混合配伍,能促進水稻生長,同時降低稻米中的鎘含量。

          三是低鎘品種的篩選推廣有前景。中國農科院水稻所的科研人員,對全國263份水稻主栽品種進行了檢測分析,發(fā)現早熟品種鎘積累量普遍較低,秈粳雜交稻糙米鎘含量普遍較高,粳稻鎘積累整體上并不比秈稻低。最終,研究人員篩選出了10多份鎘積累相對較低的水稻品種。

          湖南省農科院水稻所副所長張玉燭介紹,以水稻為主,目前的篩選品種還包括旱糧作物和經濟作物,主要在通過國家審定的品種范圍內進行,這樣有利于直接推廣。目前早中晚稻分別篩選出四個表現較為穩(wěn)定的“應急性低鎘積累品種”,另外還有西瓜、桑樹、葡萄和獼猴桃等經濟作物。

          此外,中國農科院協(xié)同創(chuàng)新項目還將重金屬污染防控延伸到大米加工環(huán)節(jié)。比如,中國農科院加工所的研究表明,鎘元素主要是和稻米中球蛋白結合,由此開發(fā)出了一種新型脫鎘米制品——脫鎘再造米工藝。

          人海戰(zhàn):大面積推廣應用進行時

          參與耕地重金屬污染治理研究的科學家明白,即使再“高精尖”的技術,如果成本過高、操作復雜,將不被農民接受,難以復制和推廣。因此,科研人員自項目一開始,就以需求為導向,注重實用性。

          不少研究成果正逐步從實驗室推廣到農民的實際生產中。上市公司永清環(huán)保在湖南長株潭(長沙、株洲、湘潭)地區(qū)開展了總計6000畝的晚稻季農田修復示范。這是湖南省第一次由企業(yè)主導如此大規(guī)模的農田修復第三方治理。

          目前,永清環(huán)保6000畝示范項目經過一季的修復,初步取得成功,稻米降鎘率達到了60%。下一步,永清環(huán)保將總結重金屬污染耕地修復治理經驗,力爭試點成果能在全國范圍內可復制、能推廣,真正確保老百姓能吃上“放心糧”。

          在湘潭縣河口鎮(zhèn)雙豐村,種糧大戶曾建伍從去年早稻開始就采用了與往年不同的耕種方法。尤其是在田間管理時,在相關專家和當地農技人員的指導下,他開始對自己200多畝稻田搭配施用阻控劑、有機肥和綠肥。而最大的改變是大量施用石灰以及進行全程淹水管理。“盡管人工成本一年增加了好幾千元,但水稻的含鎘率降低了30%以上。”曾建伍說。

          雙豐村村支書張國全說,全村處于“管控區(qū)”范圍,生產的稻谷實行“專倉專儲”。因此在收割之前,縣農業(yè)局的專家會事先到農戶田里進行重金屬含量檢測,并依據不同等級向農戶發(fā)放“交糧卡”。糧庫依據此卡,在實現“專倉專儲”時,還能對稻谷進行溯源。

          在距曾建伍的稻田十公里左右的阜康生態(tài)種植公司,不遠處就是某國有大型鋼鐵企業(yè),這里的1000畝耕地重金屬含量超標一倍以上,已不適合種植食用作物。湘潭縣農業(yè)局總農藝師扶利民告訴記者,政府通過補貼的方式引進園藝公司,在去年已替代種植上花卉苗木。原先的農民除了能獲得每畝每年七八百元的土地流轉費,還可以通過在園藝公司打工,獲得每天80元左右的工錢。

          張玉燭向記者介紹,為了讓像曾建伍那樣的種糧大戶和職業(yè)農民盡快掌握相關配套技術,湖南省今年還安排了專門的培訓資金、制作了統(tǒng)一教案。數十名科研院所的專家兵分三路到基層進行培訓。“我們首先要培養(yǎng)一批鄉(xiāng)鎮(zhèn)農技骨干和村里的種糧大戶,通過他們的輻射和帶頭作用,爭取在三年時間內讓絕大部分農戶都掌握栽培技術。”張玉燭說。

          戰(zhàn)局分析:現階段仍面臨四大困難

          中國土壤環(huán)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環(huán)境保護部和國土資源部2014年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與“七五”時期相比,鎘的含量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增加。2014年4月,中國啟動重金屬污染耕地修復綜合治理,并先期在長株潭地區(qū)開展170萬畝重金屬污染耕地首批修復試點。到目前為止,國家已投入數十億元。

          記者了解到,現階段的耕地重金屬污染治理還面臨幾大困難。

          一是部分替代生產區(qū)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反復。尹麗輝說,目前“治理的模式有了,框架有了”,但一定要遵循市場規(guī)律和農村實際。比如,一些替代區(qū)種植的高粱、玉米由于市場行情不好影響了農民收入,導致農民不愿繼續(xù)施行替代種植,之后又開始種上水稻。“所以我們考慮是否調整政策,愿意繼續(xù)替代種植的繼續(xù)給予資金和技術扶持,不愿意或中斷的,能否考慮休耕,或完全按重度污染來治理。”尹麗輝說。

          二是地方政府的認識程度不夠。記者采訪時了解到,對于治理工作,一些地方政府的態(tài)度是“上面安排什么就做什么,不安排的絕不主動探索”。有業(yè)內人士表示,各地實際情況帶來的治理側重的不同也是“等著上面統(tǒng)一甄別、總體部署”。“現在一些地方沒有將主體責任攬在自己身上,認為自己純粹就是任務的執(zhí)行者。”

          三是市場主體的參與度不夠。不少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現階段還未形成專業(yè)化社會化服務組織積極參與治理的局面,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培育市場主體的機制還未完全建立。大部分綜合修復技術等要求較高的措施還是主要依靠單個的農戶在實施,導致農戶承擔了較高的種植結構調整帶來的風險。此外,還存在配套支持政策有待完善,修復產品和技術服務采購等環(huán)節(jié)有待簡化,試點資金下?lián)苎舆t等問題。

          四是科研單位的激勵機制不完善。“對于科研機構來說,穩(wěn)定的支持是最重要的。”中國農科院有關專家表示,目前個別參與團隊的經費沒有完全明確,不利于協(xié)同創(chuàng)新行動的整體推進。他們建議將協(xié)同創(chuàng)新任務納入到各參與研究所的績效考核體系中,解決好任務與獎勵匹配的問題,提高參與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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