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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教育部“2010年年度工作要點”引發(fā)的，關于“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4%”目標仍未實現(xiàn)的媒體討論非常火爆，但偏有熱愛“反彈琵琶”的論客們，一味以中國教育沒有制造出大師、教育管理體制很落后乃至個別學校亂花錢為例子，試圖論證教育領域問題核心并不是投資不足、不達標的問題，而是教育投資的使用效率不高，并在此基礎上，引導讀者“自然而然”地得到結論——目前的投資不足是次要的。
必須看到，這樣誤導受眾、曲解主體乃至罔顧邏輯的論述方式是反智的，害處極大，并極具誤導性。
首先，教育體制落后、存在問題乃至需要調整、優(yōu)化，這個論斷本身其實并不是一個具有討論價值以及具備驗證標準的真問題。不僅這一論述自身永遠無法證偽——拿這個話題說事兒的人永遠可以說體制不夠好、永遠存在改進的空間，還因為教育也好，文化也罷，根本不能，也無法自外于所處的時代、自外于整個社會環(huán)境——如今中國教育體制的問題并非獨有，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文化、傳播乃至衛(wèi)生等領域。因此，僅以教育體制存在種種的問題來為各級政府對教育的投資不足、投入不夠進行開脫，實在是在“顧左右而言他”。
其次，數(shù)十年所累積的教育領域投資不足已形成極嚴重的歷史欠賬，幾乎是當下多數(shù)教育領域亂象的根源。譬如大、中、小學校亂收費問題，很大程度正是由于自上而下正規(guī)的資金投入不足，導致各級各類學校自尋出路、自謀經費所引致的；而世所熱議的民辦教師、代課教師身份轉換、贖買問題，同樣是教育系統(tǒng)經費不足導致的人員編制緊張所致。前者，既然教育主管部門無法給予學校足夠的經費支持，大家自找財源，不免內部人貪念四起、脫離監(jiān)控，易引發(fā)資金、財務黑洞；后者，由于就學人口分布與教育資源不匹配，在有限的資金盤子中，才有了各地各出奇招，在編制外尋找替代資源的努力。其他諸如高校主動負債等自不必說，原因類似。
再次，也是最值得憂慮的，在歷史欠賬之外，目前的教育投資不足還將在未來影響中國教育急起直追，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無論從各級各類學校的師生比數(shù)據(jù)還是普通教師的收入回報情況看，教育工作者多數(shù)是以很低回報從事超負荷勞動。要保證中國未來人才競爭力，就必須確保教育事業(yè)能吸引較優(yōu)秀的人才，完成知識代際傳播。否則，學校為校舍、教具忙，教師為稻粱謀，教育主管部門為考核水平提升犯愁，心氣不一、追求各異，教育在未來更難有希望和大的作為。更何況，在未來五到十年中，自2005年來形成的新人口出生高峰帶來的新增就學人口劇增，今后各級政府教育投資增量如果不能盡快跟上并盡快彌補歷史欠賬，還可能造成更多問題。
順便指出，在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4%的目標在17年兩次落空這件事上，除了讓人覺得更加敬佩明治維新后的日本連續(xù)30年平均23%的數(shù)據(jù)之外，就是感覺各級政府在設定目標方面的隨意性太強。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綱要》設定到2000年完成“4%”，到了2005年做“十一五規(guī)劃”又設定2010年完成“4%”。
一言以蔽之，我國教育投資不足背后，是決策者的態(tài)度問題；而教育體制能不能調整得更好，則是有關部門的能力問題，這完全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既不宜被有意無意地混淆，當然就更不能相提并論。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