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2008-04-25 王棣華 陳艷紅 來源:經(jīng)濟參考報 |
|
|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其“以義理財”思想對今日改革仍有有許多可取之處。
“貴義賤利”是儒家傳統(tǒng)思想教條。封建統(tǒng)治者把歷史上以理財而卓有成效的人，罵成是“聚斂之人”。于是理財成了聚斂的同義詞。王安石則認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也就是說：“義”和“利”是可以一致的。理財可以是合乎正義的行為，不能認為理財總是違背義的。所以他又說：“利者義之和，義固所為利也。”理財是立國的根基，國家的各種活動都離不開資金的支持，只要不是竭澤而漁，就是“以義理財”。
熙寧二年二月，制置三司條例司在建議實行均輸法時，把王安石的“以義理財”的觀點和原則，闡述得更加明確：“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zhuǎn)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quán)不可以無術(shù)。”實行均輸法，就是稍收富商大賈遠銷斂散之權(quán)以歸之公上，從而達到“省勞費，去重斂，寬農(nóng)民”、“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的目的。以后在新法推行過程中，王安石又明確對宋神宗說：“至于為國之體，摧兼并，收其盈余以興功利，以救艱厄，乃先王政事，不名為好利也。”因此，王安石堅定地認為：“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也就是說取之“天下”而又用之天下，取之有道，而用之又能“均節(jié)財用”，就是為義了。
筆者以為，值得著重指出的是王安石“以義理財”的基點是生財，即發(fā)展生產(chǎn)，在他做縣官時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與馬運判書》中寫道：“嘗以為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jié)，義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shù)耳，直相市于門之內(nèi)而已。此其所以困歟！”他首先指出北宋王朝“窮空”的原因，不僅在財政支出沒有節(jié)制，更重要的原因是失生財之道，生產(chǎn)太少。其次，他指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開源，是“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開發(fā)自然界的資源。第三，他指出近世之言利者，采用的是“有國者資之天下之術(shù)”，這樣的方法好比是關(guān)起門來和自己兒子做生意，“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王安石已經(jīng)認識到，聚國之財富于一家或聚天下之財富于一國，都是財富的再分配，并不能增加社會財富的總量，理財只能是聚斂，這種“富其國者資之天下”的方針，只能導(dǎo)致國之“窮空”。
嘉祐四年，王安石在給宋仁宗的“言事書”中又重申了這一觀點，他說：“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理財有道，就是在生財上用功夫，在生財?shù)幕A(chǔ)上理財，所以他又說：“政立則所以富之，富之，然后賦貢可足。”生產(chǎn)發(fā)展了，社會財富增加了，同樣的稅率就可以取得較多的稅額，這就是王安石所期待的善于理財者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當(dāng)然，它是把扶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作為其理財?shù)幕经h(huán)節(jié)的。
王安石“以義理財”，還體現(xiàn)在他的支出觀和節(jié)用觀上。支出用在興修水利，救濟災(zāi)困，發(fā)展生產(chǎn)方面就是以義理財。支出如果僅僅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欲，就是不義，就是聚斂之臣，他早年寫的《風(fēng)俗》一文中說：“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為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泄泄浩浩，為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他倡導(dǎo)“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為奢”，他反對奢侈浪費，把“均節(jié)財用”也列入“以義理財”的范疇。這些觀點無不對今人有所教益。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