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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催生G20機制化進程，是二戰(zhàn)后西方體系轉型的標志性事件，為重塑國際秩序提供契機，預示一個新時代將提前降臨。巧妙運籌G20機制化進程，可延長戰(zhàn)略機遇期，實現(xiàn)和諧世界構建與和平發(fā)展戰(zhàn)略目標。
G20匆忙機制化的三大原因
危機迫使美國等發(fā)達國家認識到，單靠西方力量已不可能戰(zhàn)勝全球化背景下的危機，讓渡部分話語權給新興大國、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是當務之急。
美借我國擴大話語權之欲，搭建G20多邊平臺，以增加我國國際機構份額為誘，在G20機制內借東西方力量，壓我國承擔更多調整失衡的責任。
在G20架構內，美仍是核心國家，主導地位短期難動搖，但霸氣開始收斂，合作意愿上升。
G20峰會倉促登場并匆忙機制化，直接導因是全球化背景下爆發(fā)的第一場金融危機與世界經濟大衰退，深層原因在于世界經濟發(fā)展、國際力量格局、國際關系發(fā)生巨大變化，全球發(fā)展失衡只是表象，上層建筑(全球治理機制)與經濟基礎(世界經濟結構)脫節(jié)是關鍵因素。
國際力量格局之演變使然
進入21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成為世界經濟主力軍，尤其是中、印、俄、巴等新興大國成為世界經濟重要引擎，加速全球力量格局變遷，多極化趨勢明顯加快，重心向新興大國傾斜。世界三組力量——“舊與新”(美歐日與新興經濟體)、G7與BRICs、三大經濟板塊(北美、西歐、亞洲)之間激烈碰撞加劇重組。這種此消彼長的態(tài)勢將加劇力量格局演變，推動國際關系調整，加速國際體系轉型。
從規(guī)模看，“北降南升”格局明顯。據(jù)IMF統(tǒng)計，按市場匯率計算，2000-2009年新興市場(包括發(fā)展中國家)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累計增加10.1個百分點，升至33.6%，發(fā)達國家降為66.4%；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新興市場占全球產出的比重增加9.3個百分點，由40.7%增至50%，發(fā)達國家由59.3%降到50%，南北力量已平分秋色。從市場看，新興市場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個百分點。從企業(yè)看，新興市場的跨國公司數(shù)量增多，而且國際競爭力提升，進軍全球500強的企業(yè)明顯增加，特別是在危機前幾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新興市場企業(yè)的競爭優(yōu)勢開始顯現(xiàn)。從財富看，經濟快速發(fā)展與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使全球資本分配由西向東轉移。據(jù)IMF統(tǒng)計，2000-2009年，新興市場的外匯儲備由8025億美元猛增到5.5萬億美元，2011年將增至6.74萬億美元，經常項目順差由858億美元增到7092億美元(2008年)，資本凈流出由2465億美元增至10437億美元(2008年)。結果，國際資本呈現(xiàn)逆向流動，即窮國資本流入富國特別是美國，理論界稱之為“布雷頓森林體系Ⅱ”。這是史無前例的怪現(xiàn)象。另外，金融危機使發(fā)達國家的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攀升至二戰(zhàn)以來最高水平。IMF預測，到2014年，發(fā)達國家的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將升到9%，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將超過100%，比危機前高35個百分點。屆時，新興經濟體財政狀況將逐年好轉，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將降至30-40%，為二戰(zhàn)后最佳狀態(tài)。
據(jù)IMF預測，后危機時代(2010-2015年)，無論按市場匯率還是PPP計算，西方經濟占世界比重將持續(xù)下滑，前者將降至58.1%，后者跌到41.9%，分別減少5.7個百分點和3.5個百分點。到2020年，即使按市場匯率計算，全球經濟版圖將呈現(xiàn)新興經濟與西方經濟并駕齊驅的局面。
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必然帶來政治格局的劇變，世界政治多極化趨勢不可逆轉。全球十大經濟體排列將發(fā)生巨大變化，新興大國量增位升，發(fā)達經濟體量減位降。IMF估計，到2015年“金磚四國”均將進入世界前10大經濟體，依次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著名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預測，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經濟體名次將再次洗牌，分別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華永道預測正確，屆時新興大國將占前10大經濟體一半，發(fā)達經濟僅剩美國與日本能進前5強。由此可見，未來20年將是國際力量格局嬗變的關鍵期。
后危機時期，全球治理架構改革勢在必行，滯后的“上層建筑”必須與劇變中的“經濟基礎”協(xié)調銜接。事實上，危機迫使美國等發(fā)達國家認識到，單靠西方力量已不可能戰(zhàn)勝全球化背景下的危機，讓渡部分話語權給新興大國、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是當務之急。結果，G20峰會倉促啟程并替代G8成為國際合作的主平臺，從而凸顯中、印、俄、巴等新興大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與影響。
全球發(fā)展失衡的調整需要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發(fā)展嚴重失衡，新興經濟體成為國際資本的凈流出地，美國則變成最大的資本凈流入國。上世紀60年代與80年代，全球曾發(fā)生過兩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體系內，經常項目逆差方是美國，順差方為日本和西歐國家。第一次美元放棄與黃金掛鉤，結果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第二次通過簽訂“廣場協(xié)議”，讓美元對日元、馬克等主要貨幣貶值，后又簽訂“盧浮宮協(xié)議”，制止美元過度貶值，間接誘發(fā)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這一切都在西方體系內，即G7機制內協(xié)調解決。然而，在當前全球失衡中，經常項目逆差方仍是美國，但順差方既有日本、德國等發(fā)達國家，更以中國等東亞經濟體和中東等石油出口國居多。也就是說，本輪全球失衡包括體制內和體制外，且以體制外為甚。這是美國匆忙啟動G20機制化進程，又草草讓其升級替代G8，成為國際首要合作平臺的戰(zhàn)略意圖。
一方面，新興市場經常項目持續(xù)順差，成為對美資本的凈流出國。進入21世紀以來，新興市場參與國際市場能力增強，特別是大宗商品價格持續(xù)上漲，使其積累起大量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對外支付能力明顯增強。IMF統(tǒng)計，新興經濟體與發(fā)展中國家經常項目順差已由2000年的929億美元增到2008年的7091億美元，2009年受危機影響減少至3217億美元，但2015年再次增到7691億美元。其中以亞洲與中東為主，特別是亞洲發(fā)展中國家的經常項目順差將由2009年3190億美元增到2015年的7318億美元，占全球的95.5%。問題是亞洲順差幾乎全在中國。IMF預測，我國經常項目順差將由2009年的2837億美元(2008年為4261億美元)將增到2015年的7594億美元，占新興市場與發(fā)展中國家總額的98.7%。這是美國緣何拿人民幣開刀，脅迫我國在G20機制內調整失衡的原因所在。因為，美國清楚，沒有中國參與和合作，全球失衡根本無法調整，而單憑美力量，同樣無法降服中國。故此，美借我國擴大話語權之欲，搭建G20多邊平臺，以增加我國際機構份額為誘，在G20機制內借東西方力量，壓我國承擔更多調整失衡的責任。
另一方面，金融危機使發(fā)達國家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攀升至二戰(zhàn)以來最高水平，處于不可持續(xù)狀態(tài)。據(jù)OECD預測，2010年其成員國的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將升至8.3%，比危機前高7個百分點，使美國經濟增速減緩0.9個百分點，歐元區(qū)與日本各降0.8個百分點。另外，巨資救市使西方政府債務猛增，成為后危機時代威脅經濟平穩(wěn)發(fā)展的最大風險。據(jù)IMF預測，其債務高峰期將在2011-2018年，2014年發(fā)達國家的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將升至9%，政府債務超過100%，比危機前高35個百分點；到2023年，發(fā)達國家政府債務降到80%，2030年才能恢復到危機前水平，即回落到60%的警戒線以內。新興經濟體因經濟快速增長，財政狀況持續(xù)好轉，公債占GDP比重將降至30-40%。如果IMF預測正確，那么未來20年發(fā)達經濟體將受高債務威脅。前車之鑒是，拉美債務危機使其“失去20年”，至今陰影仍揮之不去。前蘇東地區(qū)債務危機最終導致政治劇變，經濟倒退20年。
關鍵是，美國陷入嚴重的債務泥潭，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美發(fā)展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糧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虛擬經濟。然而，奧巴馬政府卻認為，因中國等新興市場“操縱貨幣”，使美企業(yè)失去出口競爭優(yōu)勢，故出臺“全國出口計劃”，以壓人民幣等東亞貨幣升值，推產品出口，創(chuàng)就業(yè)機會，振美國經濟。這是在G8機制內不能實現(xiàn)的，須由中國等新興大國參與的G20機制內才能實現(xiàn)的目標。
國際體系平衡轉型之必須
G20機制化為重塑國際秩序提供巨大機遇與動力。首先，顛覆傳統(tǒng)理論。G20機制化已打亂西方發(fā)展經濟學有關“中心-外圍”理論。在G20機制內，以BRICs國家為代表的“外圍”國家與以G7為核心的“中心”國家開始平起平坐地(起碼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國家集團內(G7)商討的全球性問題。其次，瓦解著西方體系。G20機制取代G7，說明全球治理體系必須隨世界經濟結構嬗變而調整，開始由發(fā)達國家獨霸向發(fā)達與發(fā)展中國家平分秋色轉變，“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第三，挑戰(zhàn)美國霸權。一方面，金融危機使美經濟實力呈階段性與結構性衰落，美元地位呈現(xiàn)趨勢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構內，美仍是核心國家，主導地位短期難動搖，但霸氣開始收斂，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為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本質上是對美國金融體系的改革，尤其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將最終觸及美核心利益——美元霸權。第四，認可中國和平崛起。G20機制化從另一側面表明，以美為首的西方體系開始接納中國，認可中國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經濟發(fā)展這一事實。同時，西方欲以增加我國在世行和IMF話語權，讓我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將我置其設計的體系內崛起。第五，開啟國際新秩序構建。全球治理由G7過渡到G20，本身說明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啟。它雖然始于金融經濟危機，但終將產生政治與安全影響。事實上，金融危機正推動國際體系變遷，加速二戰(zhàn)后形成的西方體系解體，預示一個新時代將提前降臨。
國際體系的時代變遷
在世界近代史上，國際體系先后經歷過兩次大轉型。第一次發(fā)生在16世紀初葉至19世紀末期，歷時4個世紀。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體系的體系轉變?yōu)檎w發(fā)展的全球體系；第二次發(fā)生于20世紀初至2000年，歷時約100年。國際體系轉型的基本特點是，英國主導的全球國際體系朝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轉型，即由所謂“英國治下的和平”向“美國治下的和平”轉型。
當前，國際體系正進入第三次轉型階段。如果說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開啟國際體系第三次轉型的發(fā)動機，那么當前金融危機則是加速國際體系第三次轉型的催化劑。與前兩次不同的是，21世紀國際體系轉型是在西方國家整體力量與影響相對下滑，非西方國家力量與影響相對上升背景下發(fā)生。轉型的結果應該是，東西方力量與影響加速向相對均衡方向調整，西方國家主導國際體系的連續(xù)性可能因此被中斷。
G20機制化始于金融秩序重建，但最終不會局限于金融經濟，從世界多極化趨勢及G20具有的廣泛代表性看，這一平臺的職能將會不斷擴大，國際政治、軍事、安全等議題勢將納入其中。當然，國際體系轉型是一個漫長、曲折、動蕩過程，本次轉型也不例外。期間，東方與西方、西方與東方內部，矛盾與沖突將不斷，博弈將異常激烈。因為，這一切將發(fā)生于體制內與體制外，但時間可能短于前兩次。到“金磚四國”經濟真正崛起時(估計于2030-2050年期間)，東西方共治的國際體系將基本建成。G20應是現(xiàn)階段由西方轉向東西方共治實現(xiàn)平穩(wěn)過渡的最佳載體。
戰(zhàn)略思考與對策建議
(一)將G20定位為全球治理的最高決策機構之一，積極推動建章立制工作，強化功能性建設，提高執(zhí)行力與權威性。
在G20框架內，我應高調提倡共同利益，為各方營造互利共贏氛圍，強調保障各自“核心利益”、謹防G20機制演變成兩極或多極對抗場所，避免出現(xiàn)東西對立或對峙局面。
然而，G20機制化并成為具有權威影響力的全球主要議事平臺，將是一個漫長的力量博弈與秩序重塑過程，很難一蹴而就，須作具體的力量布局與機構設計。應該看到，危機讓G20倉促機制化，迄今仍有先天不足，影響其發(fā)揮有效作用，甚至威脅正常運轉乃至存活力。G20機制要真正成為全球治理的主要平臺，需完善自身機制，同時力抵舊影響(G7影響力與美霸權意識依然強烈)，謹防新意圖(美以再平衡給我加套施壓)，力避群龍無首(成員多、利益雜)。何況，危機給我們提供讓G20匆忙機制化的契機，但不能指望如此重要龐大的新機構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必需的建章立制。尤其是，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世界將呈現(xiàn)多元、多極、多變態(tài)勢，未來合作機制應是多層次并存、功能性細化、新舊交叉卻相得益彰的格局。當務之急，G20機制化進程必須強化，尤其是建章立制工作應推進，組織化、法律性、約束力、執(zhí)行力等是重點，應將設立秘書處、全球治理架構設計、年會章程、管理細則制訂等事宜提上日程。過渡期可將IMF與G20界定為秘書處與董事會關系，G20有權作決定，并督促和檢查IMF的工作進展，IMF有義務落實G20峰會決議，并匯報執(zhí)行情況。
(二)從發(fā)展趨勢看，建議將G20內部合作機制無形中建成多層次的正三角或金字塔架構，即中美——G7與BRICs——G20全體成員。
在G20峰會機制化進程中，我需積極謀劃主動設計。全球治理分散化只是多極化過渡期的暫時亂象，多極世界是一個不穩(wěn)定的世界，力量架構與管理機制最終必須回歸集權化或金字塔，否則世界必定大亂而非大治。
首先，中美關系是主軸，是駕駛全局的主導力量。作為世界最大的發(fā)達國家與新興大國，中美關系既是雙邊更是多邊最重要的關系。當今世界無論南北合作或東西關系，還是失衡調整、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等全球性問題，都離不開兩國的合作而得以解決。故此，應在G20架構內經營好中美關系，將每年的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有意安排在G20峰會前，使其無形中形成中美雙邊先商議、而后G20多邊共議的合作架構，順水推舟形成中美與G20機制的互動良性銜接，力避多邊機制合作對我國的不利因素。
其次，新與舊即G7與BRICs的合作十分重要，起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起始階段和過渡期，新與舊的合作非常重要，否則G20將難有良好前景。我國在其中的作用相當重要，且活動空間和回旋余地較大，應積極起溝通與橋梁作用。建議盡快推動BRICs領導人峰會機制化，有意安排在G20峰會前召開，由此形成在“金磚四國”內首先商討與協(xié)調立場，然后拿到G20峰會與西方國家共議局面。這有利于我國團結新興大國，增強發(fā)展中國家代表性，并對發(fā)達國家形成更大壓力，提高新興大國地位與發(fā)展中國家話語權分量。
建議適時擴大BRICs峰會成員，尤其增加像南非、沙特等地區(qū)大國的代表(我與其市場互補性強，無地緣政治糾葛，與俄、印無論地緣政治還是地緣經濟均存在激烈碰撞)，并在BRICs首腦會議前后舉行不定期的相關部長會議，以落實相關議題。畢竟新興大國之間存在更多共同利益與訴求。另外，與其加強溝通與合作會使我國更順利地從BRICs脫穎而出。
(作者單位：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
G20峰會中中國的定位與作用
我國經濟持續(xù)快速發(fā)展，是引發(fā)世界力量格局、國際關系變遷的重要因素，也是迫使美國痛下決心，讓G20提前替代G8的直接原因。因為當今全球治理中的任何問題(無論傳統(tǒng)還是非傳統(tǒng)安全)都離不開中國的參與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