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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三鹿問題奶粉事件”，童石軍委員直到今天仍然非常氣憤。坐在記者對面，童石軍拍著桌子說：“企業(yè)為了謀取利益，置20多萬孩子的健康于不顧，這是一個典型的誠信缺失案件。雖然有些人被判了刑，但是該事件造成的惡劣影響及其帶來的損失都是難以估量的。”
今年兩會上，總工會界別的張明森委員也在提案中列舉了很多企業(yè)不誠信的典型案例：“號稱幾株口服液，大肆做廣告忽悠全國人民去喝；廣告稱多少博士、多少碩士歷經多少年搞出的排列好、吸收好、效果好的某鈣產品，曾紅極一時，后來發(fā)現(xiàn)是一個騙局；還有比房子貴的歐典地板，世界最神奇、最高科技的胡師傅鐵鍋，等等，不勝枚舉。”
在全國政協(xié)委員、青海省政協(xié)主席白瑪看來，誠信的問題遠不止于此。他在本次兩會提交了《以科學發(fā)展觀危統(tǒng)領切實加快誠信體系建設》的提案，文中提到：“三鹿奶粉事件、周正龍‘虎照事件’等，無不折射出個別企業(yè)、政府部門和公民存在誠信問題。缺乏誠信的危害之大、影響之深，甚至會引起一定程度的社會危機。”
白瑪委員在提案中指出：要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勝利，必須把誠信體系建設放在重要戰(zhàn)略高度予以重視。
其實，誠信問題也得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繼續(xù)深入整頓和規(guī)范市場秩序。要強化市場法治，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依法嚴懲制假售假、商業(yè)欺詐、走私販私、偷逃騙稅、金融證券犯罪和侵犯知識產權等行為。集中力量開展食品安全專項整治，嚴把市場準入關，加強生產和流通全過程的監(jiān)管，讓人民群眾吃上安全、放心的食品。
誠信問題波及社會各界
“誠信是一個社會和民族賴以生存與發(fā)展的基礎，誠信問題已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社會進一步發(fā)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來自全國總工會的政協(xié)委員張明森表示，過去幾年里發(fā)生的一些不誠信事件至今仍歷歷在目。
張明森認為，不誠信的現(xiàn)象不僅僅存在于企業(yè)界，政府不誠信、專家教授不誠信、媒體不誠信、農民不誠信等問題也廣泛存在。“拿政府不誠信來說，為什么一條短信可以使四川乃至全國的柑橘產業(yè)蒙受巨大的損失？幾年前，一條毫無根據(jù)的網絡留言曾導致海南的香蕉業(yè)幾乎崩潰，政府使出渾身解數(shù)，老百姓就是不相信。為什么？歸根結底，老百姓不相信你說的話。”
自2000年當選全國政協(xié)委員起，童石軍就一直為推動誠信體系建設而奔走呼吁，被媒體稱為“中國誠信第一人”。“10年間，我提了20多個有關誠信建設的提案。隨著研究的逐步深入，發(fā)現(xiàn)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具體問題也越來越多。”
童石軍認為，這種不誠信隨處可見的現(xiàn)象危害極大，不僅會影響消費者信心，還影響了國家形象，“國家沒有建立信用評級、信用評估、信用體系，國外就會把我們當成‘沒有信用的國家’。”
白瑪表示，“對外貿易中，個別企業(yè)不顧最基本的商業(yè)道德，侵犯境外企業(yè)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或加工制造低質偽劣商品，給政府和民族的形象帶來了負面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對外信用體系的建立。”
張明森則認為，這個問題會直接影響到國內消費，“以旅游購物為例，購物本來是享受的事情，但是現(xiàn)在卻變成了一種智慧的博弈、心理的博弈。旅游商店拿出國家權威機構的認定書、先進的科學儀器，銷售人員信誓旦旦，其實都是在做秀、騙人。游客有消費能力，但是不想消費，就是因為商家的誠信出現(xiàn)了問題。”
“這個問題已經嚴重影響了社會與經濟的發(fā)展，甚至會埋下社會不穩(wěn)定的隱患，一條短信，一個流言就會引發(fā)很大的社會問題，因此，應該采取各種措施，加快推進社會的誠信建設。”張明森表示。
立法是解決誠信問題的關鍵
針對嚴重的信用缺失問題，童石軍認為，國家需要建立完善有效的社會信用體系。“這個體系是社會資源和制度規(guī)則的有機整合，既包括法律的剛性規(guī)定和對失信行為的懲罰，也包括柔性的約束——道德規(guī)范和信用制度。社會信用體系完善了、有效了，才能保障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正常運行、有序發(fā)展。”
在童石軍看來，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應包括4個方面：首先是道德方面，無論是企業(yè)還是消費者個人，都普遍缺乏現(xiàn)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信用意識和信用道德觀念培養(yǎng)，信用失衡成為社會普遍現(xiàn)象，樹立誠信意識至關重要。其次是手段方面，要建立一套嚴格的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tǒng)，記錄每個社會成員的信用情況，確保信用信息的完整性。再次是管理方面，“我認為，應組建‘信用業(yè)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在信用體系建設中采用政府牽頭、市場化運作、全民參與的基本模式。”童石軍說。最后也是最關鍵的是立法，“我國的信用立法嚴重滯后。強大的國家戰(zhàn)略信用資源無法統(tǒng)籌，更難以配置。”
“目前，專門的立法仍是空白。我們應當抓緊制定《社會信用管理條例》并由國務院頒布；在實踐中摸索完善后，再制定實施《社會信用管理法》。如果這部法能盡快完成，必將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序發(fā)展和全社會誠信水平的提升打下堅實基礎。”
說到這里，童石軍有些無奈地笑了起來，“立法的事情快成老生常談了。如果立法了，就能在源頭上堵住三聚氰胺。沒有信用的相關法律，就沒有執(zhí)行的標準；沒有標準，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去做。社會的秩序，不能靠領導來抓，法治總比人治更有效果。”
對于構建社會誠信體系，白瑪專門提到了政府和公民誠信體系的建設。他認為，政府首先要實行政務公開，“重點推進決策透明、執(zhí)行透明、結果透明的政府職能運行機制。”
此外，還要加強公民誠信教育。“形成學校教育、單位教育、社區(qū)教育、大眾教育網絡，普及誠信知識，還要建立公民誠信信息數(shù)據(jù)庫。”
民盟湖南省委副主委、省監(jiān)察廳副廳長李利君認為，建立社會信用數(shù)據(jù)庫迫在眉睫。“開展調研、借鑒國外信用體系制度建設的成功經驗，如建立以公民信用保障號碼為基礎的全國統(tǒng)一的社會信用數(shù)據(jù)庫和相關制度體系。此舉能降低制度建設成本，有效整合信用資源，在有效防范信用造假、懲戒失信行為、防止貪官外逃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源頭治理作用。”
構建誠信體系任重道遠
10年來，童石軍為推動中國信用體系而奔走，雖有成效，但是遠遠未達到理想狀態(tài)。為何誠信體系建設如此之難？
“就是由于造假的成本太低。加快這一體系建設已刻不容緩，這是一個對經濟社會發(fā)展具有戰(zhàn)略性意義的大事。”李利君表示。
“就拿企業(yè)誠信來說，誠信體系的建設會觸及某些人，某些領導或者某個地方的經濟利益。體系和法律的建立會影響到某些知名企業(yè)，直接影響地方稅收。”童石軍表示。
其實，在沒有專門誠信法律的情況下，對企業(yè)失信問題，國內依然有法可依：民法通則、合同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中均有涉及，刑法更是對詐騙等犯罪課以重刑。
“現(xiàn)在所缺的就是統(tǒng)一的法律。這個問題影響了許多執(zhí)法工作。”童石軍表示，“此外，作為最后一道‘籬笆’，法律在實際中未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加大信用執(zhí)法力度，讓不誠信者付出高昂的代價，迫在眉睫。”童石軍表示。
童石軍很喜歡《管子》中的一句話：“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此話明確地將誠信看作是天下倫理秩序的基礎。“在和諧社會中，誠信友愛是基本特征之一。政府作為主導者，也要起一個榜樣作用。為政者要正，他自己不正，就不可能取得榜樣的作用。”
10年間，童石軍的“信用提案”已經推進了信用體系的進步。“當年每年國家因信用問題損失6800多億元，現(xiàn)在慢慢降到不到2000億，呈直線下滑的趨勢。我們可以看到，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產品少了。10年前的那份提案，推動了市場經濟從無序走向有序。這條路雖然漫長，但一定能實現(xiàn)目標。”童石軍對未來充滿信心。
本報北京3月11日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