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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救市的背景下來看，中國的刺激經濟計劃不是過往發(fā)展趨向的中斷，而是改革的延續(xù)。經濟結構調整、向集約化經濟模式的轉變，都需要本次經濟刺激方案里的對應措施來加以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更是需要推動保障性住房建設以及醫(yī)療、教育、社保體制的改革與投資。
在中國政府11月9日推出4萬億的“救市”大禮包之前，歐美已接二連三推出巨額救市計劃，但歐美國家救市資金主要用于救助受困金融機構。他們心急火燎，手忙腳亂，把世界攪得塵土飛揚，冰島、匈牙利等國則備受“池魚”之苦而無力自救。當此之機，中國政府此次行動，舉手投足，尤顯從容。在全球救市的背景下來看中國的“十項”措施，頗有玩味之處。
其一，與歐美救難不同，中國僅是防患。本次財政刺激計劃是在經濟出現(xiàn)下滑信號時推出的，目的只是防范下滑趨勢的形成，希望通過對投資和消費的刺激來對沖全球金融危機的負效應。歐美救市資金急于給金融機構紓困，無暇顧及失房、失業(yè)等不斷惡化的基本面問題，而中國的刺激計劃直奔實體經濟的主題，兩相對比就好似中醫(yī)治本、西醫(yī)治標一樣，可以預期中國的市場刺激措施會有更好效果。
其二，中國經濟刺激方案在大型基礎設施和民生瓶頸領域左右開弓，彰顯救經濟空間之廣闊。中國在1998年后加大基礎設施投資，使發(fā)達地區(qū)和大中城市基礎設施水平躍上新臺階，然而作為發(fā)展中國家，這方面的投資空間仍然廣闊。節(jié)日期間火車票一票難求就表明鐵路系統(tǒng)急需改造升級擴充，而只要到地級城市以下，既破又亂且臟的城鎮(zhèn)似乎有推倒重來的必要，廣大農村更是急需“路水電”等基礎投資建設。而在社會基礎設施領域，在教育、醫(yī)療、社保等民生瓶頸，更是在等米下鍋。筆者以為，在這樣的瓶頸領域投資，不但不會產生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而且必定會帶動社會投資和消費，為經濟的可持續(xù)增長奠定基礎。或許，與歐美發(fā)達國家相比，我們是拜了“落后優(yōu)勢”之福。
其三，本次刺激計劃不是過往發(fā)展趨向的中斷，而是改革的繼續(xù)，是經濟社會的升級。危機時刻的救市一般總是急于療傷，不得不中斷以往的一些改革措施，甚至使經濟社會發(fā)展停頓。然而中國的刺激計劃既是改革的延續(xù)，又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社會發(fā)展升級的需要。比如本次全面推出增值稅改革，既是近幾年在東北地區(qū)該項改革的繼續(xù)，又是促進經濟增長動力由投資向消費轉移的絕好機會；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向集約化經濟模式的轉變，都需要本次經濟刺激方案里的對應措施來加以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更是需要推動保障性住房建設以及醫(yī)療、教育、社保體制的改革與投資。因此可以說，這次刺激經濟的組合拳是給經濟社會的升級提供了一次提前或加速的機會。
其四，彰顯中央決策層對時勢的清醒判斷，避免了對華爾街金融危機教訓的誤讀。世所公認，美國樓市泡沫是導致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因此啟動內需，我們不能依靠重啟目前仍處于泡沫中的商品房投資，而是應啟動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只有這樣才能既消減房市泡沫，又得以拉動鋼鐵、水泥等上游產業(yè)，還能釋放居民買房的需求。決策層現(xiàn)在更明白，中國以出口和投資為基礎的增長，是以抑制消費支出、破壞環(huán)境為代價的，因而也是不可持續(xù)的，所以，這次既刺激經濟增長、又推動發(fā)展轉型的“十項”措施，對在科學發(fā)展導引下的經濟發(fā)展模式轉換寄予厚望。
其五，統(tǒng)籌兼顧，有所保留。綜觀刺激經濟的“十項”措施，筆者想特別提出兩條：一是沒有出臺社保體制改革和加大社會保障投入的措施，只是提及“提高低收入群體等社保對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農村低保補助，繼續(xù)提高企業(yè)退休人員基本養(yǎng)老金水平和優(yōu)撫對象生活補助標準”。這可能因為全面大幅度提高社保水平既有爭議，又需考慮財政的長期承受能力，因為社會保障“易增不易減”，在發(fā)達國家也是長久爭論不休的問題，況且社保體制的改革最終還經過全國人大的決策程序，不是國務院能快速推出的；二是雖然“十項措施”的第一條就提出推動保障性住房建設，但率先啟動的卻是廉租房。其實決策層也明白，廉租房雖能解決一些民生問題，但要廉租房擔負啟動內需的任務卻是勉為其難。那為什么不明確提出推動經濟適用房或兩限房的建設呢？筆者推測，其原因之一是擔心這樣的提法會嚴重沖擊現(xiàn)有的商品房市場，從而使成交量更加萎縮，對啟動內需不利，原因之二是要暫時照顧地方政府的利益，畢竟地方財政還是“土地財政”。言詞之間，足見中央政府希望房產泡沫在較長時間里自然破滅而又不至于對經濟有太大負面影響的一片苦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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