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來，不斷攀升的通脹壓力成為宏觀政策日益嚴峻的挑戰(zhàn)，而市場曾一度十分擔憂的中國經濟大幅下滑的問題則隨著經濟增長和投資增長數(shù)據(jù)的陸續(xù)公布而基本被排除。即使在通脹壓力已經被視為是有所緩解的5月份，通脹仍是突出的問題。主流的觀點似乎傾向于認為，隨著同比效應逐步回落，下半年的通脹壓力會明顯減緩。但是，如果把中國的通脹壓力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考察，我們并不能得到如此樂觀的結論。
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當前中國經濟有很高的開放性，貿易依存度接近70%，來自外部世界的這種波動通過貨幣和商品渠道傳至國內，前者表現(xiàn)為中美利差倒掛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引發(fā)的流動性泛濫，而后者則表現(xiàn)為大宗商品及能源價格上漲引發(fā)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同時，中國作為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本身就是此輪新興市場增長故事中最重要的角色。現(xiàn)階段的價格上漲可以說是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所形成的內在不均衡的集中體現(xiàn)。由此看來，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多多少少暗含了一些必然的成分，是全球經濟重組包括中國自身經濟模式轉變過程中的階段性反應。
目前世界經濟已經步入了一個調整關口，在美國改變寬松貨幣政策和發(fā)展中國家完成經濟結構調整之前，在居高不下的油價和糧價導致越來越多的脆弱的發(fā)展中經濟出現(xiàn)經濟大調整之前，通脹仍將成為各經濟體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與1970年代石油危機導致的全球高通脹時期美國主動進行經濟緊縮來承擔調整的成本不同，目前大量能源消耗較大的產業(yè)轉移到發(fā)展中國家，這使得全球對油價和糧價的承擔能力出現(xiàn)了重新的分布，發(fā)達國家因為產業(yè)結構和能源效率等表現(xiàn)出更強的承擔能力，最先倒下的可能是那些相對較為脆弱的新興市場國家。中國身處其中，盡管因為雄厚的財政實力和外匯儲備等，不會在短期內出現(xiàn)這樣的風險，但是在面對通脹的壓力方面并無二致，因此我們需要接受的一個現(xiàn)實就是：中國的經濟運行狀態(tài)已經從過去的高增長、低通脹進入目前的高增長和一定水平的通脹的新的組合時期，未來一個階段，中國的通脹可能仍然會保持在較高的水平。
在把應對通脹作為首要任務的基調下，短期內從緊的貨幣政策仍然有必要堅持，包括繼續(xù)使用數(shù)量政策對沖和回收過多的流動性及窗口指導等信貸控制措施。同樣需要強調的是，央行對沖并不能解決經濟的結構性問題，而只是為經濟結構調整創(chuàng)造盡可能平穩(wěn)的金融環(huán)境。從我國通脹的形成因素分析，隨著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實施，去年起主導作用的需求拉動型通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輸入型通脹和成本推動型通脹將成為未來的主導因素。
從政策基調看，貨幣的大幅度對沖以及信貸的控制，并不可能根本上解決此類問題，因此只能是權宜之計，政策操作的重點，仍然是推動結構改革、促進結構調整，以產業(yè)重組和產業(yè)升級和放松管制為重點的產業(yè)結構調整將成為通脹環(huán)境下中國經濟增長的出路。在這方面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機中受到重大影響，危機爆發(fā)后日本加速產業(yè)升級，大力發(fā)展新能源與推廣節(jié)能設備，從而平安渡過了1980年的第二輪石油危機。眼下中國面臨同樣的選擇。
首先，生產要素價格重估仍然需要適時推進。中國許多領域都能看到價格管制的影子，從成品油、天然氣、電力價格到成品糧及糧食制品，亞洲區(qū)包括中國在內的幾個經濟體最近都上調了成品油零售價格，但中國國內成品油零售價格仍距國際基準價格水平有不小的差距。關鍵生產要素價格的正常化，將在幫助平衡經濟和改善經濟增長質量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當前價格管制放松步伐緩慢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當局對于國內高通脹率的擔憂，這種價格管制雖然短期阻隔了通脹傳遞，但長期來看卻延長了下游行業(yè)的蜜月期，其對經濟關系的扭曲也相當嚴重，由此導致的價格失效會明顯延緩經濟轉型的過程。
其次，轉變外向型經濟增長方式，促進外需向內需轉變需要更多實質性的政策配套措施。從現(xiàn)實的增長動力的構成看，外需依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來源之一。但世界經濟調整過程中出現(xiàn)的國際商品價格上漲及美元貶值很大程度上壓縮了出口的上升空間，外需放緩和國內成本上升對出口的影響進一步顯現(xiàn)，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將面臨下行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消費的作用將逐步顯現(xiàn)出來。具有較強消費能力的人口結構、穩(wěn)步上升的居民收入、勞動力價格的重估、政府對農業(yè)和農村的扶持政策以及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保障方面的投入這些因素累積起來將共同促進消費的增長，推動經濟增長由外需向內需的轉變。事實上，2004年以來，真實的消費品社會零售總額增速呈現(xiàn)出臺階式的向上增長，目前這一趨勢仍在繼續(xù)，成為宏觀經濟的亮點。
再次，財政政策在調節(jié)經濟方面大有可為。中國是世界上政府債務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而價格管制的放開也將釋放一部分財政支出，這種財政強勢起碼可以在以下方面發(fā)揮作用：一是對災后重建的支持，以財政的方式緩解震災的影響相對于放松貨幣來說效果更好，因為放松銀根實際上意味著通過擴張貨幣供給為損失買單，對高企的通脹形勢無疑雪上加霜，而財政資金可以通過壓縮其他支出保持一種平衡；二是通過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保障民生，平和要素價格改革帶來的沖擊，亦有利于開啟內需；三是通過稅收調節(jié)和財政補貼，引導經濟結構調整。
此外，人民幣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輸入型通脹壓力。當前的路徑是，人民幣緩慢升值，同時推動其他要素價格改革，推動經濟結構變化，再進一步促成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只有以更為靈活的方式放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使得人民幣可以更為主動地根據(jù)美元等國際貨幣的匯率波動靈活波動，有升有貶地波動性上升才能抑制過度投機。也許有不少批評者認為到目前為止的匯率升值并沒有有效抑制通脹水平的上升，這實際上恰恰說明了并不靈敏的匯率升值反而可能在保持名義匯率穩(wěn)定的同時增大通脹的壓力。同時，在中國的進口已經越來越多由資源和初級產品占據(jù)的趨勢下，在通脹基數(shù)已經較高的情況下，更為靈活的匯率升值對于抑制通脹的效果將更為明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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