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遷徙，總有經濟、社會的動因。近代中國，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無不是普通人為拓展生存空間、改善生活質量因時而動、擇地而遷。放在更大范圍看，中國的春運，也寫照著工業(yè)革命以來全世界連續(xù)不斷的城市化進程，而伴隨這一浪潮的，是對人的權利、人的價值的重新認識。
從這樣的角度考察春運，我們可以發(fā)現，春運作為每年春節(jié)前后的話題庫，正反映出公眾權利訴求的多樣、權利意識的高漲。當這道世界性難題遭遇“權利時代”，也必然會有更多需要想清的事、理順的結。
站票和坐票獲得的服務不同，是不是也該有價格差別？鐵路本是公共產品，售票網站也好、高鐵建設也好，成本為什么不能更透明？搶票插件只是利用技術漏洞，為什么不讓下載使用？細審今年春運的這些熱點話題，有對公開的吁請，有對公平的要求，更有對公正的熱望。
上世紀90年代，春運人次突破10億，到2006年突破20億，再到2012年突破30億。如果說這樣的加速度體現了中國經濟的不斷前行，那么，春運話題的變化，則顯示出中國社會另一方面的進步。
從抱怨“票咋那么難買”到質疑“票都哪兒去了”，從贊賞“火車越來越快”到監(jiān)督“花錢越來越多”，與社會流動相伴而生的，是權利意識的蘇醒、利益敏感的提升。而且，過去對春運的討論，更多圍繞個人利益：排第一也沒買到票、被黃牛“宰”了多少錢。今天的討論，卻已進入社會價值、公共利益層面。為站票票價減半呼吁的人，大多經常坐著回家；小夫妻為農民工有償代購車票被拘，表達同情者也大多能熟練上網。圍繞春運的這些聲音，顯示出一種普遍性的權利關照，也折射出權利時代的群體性焦慮。
20年前，有列車員粗暴地把行李丟下火車，現在，售票員哪怕是打個呵欠，也可能被拍照上網引來圍觀；曾經的綠皮車上，擠滿人也不妨礙推著小車叫賣“瓜子花生方便面”，但動車上，哪怕是贈送的高級礦泉水，也會引來高鐵票價構成的猜想。如果還是用“慢車時代”的管理思維，去應對“高鐵時代”的權利焦慮，難免會被“追尾”。這也正是鐵路發(fā)展如此之快，卻仍然追不上公眾要求的原因所在。
面對春運，壓力最大的鐵路部門，也在換軌轉型。售票進入網絡時代，實名制、二維碼，一系列舉措，不僅讓更多人能在家購票，更讓泛濫一時的“黃牛”受到打擊。發(fā)布詳細購票攻略、與媒體公眾交流互動，“軟服務”的進步，讓大家看見一個放低了身段的“鐵老大”。對于一個每年都會被推到輿論浪尖的部門，保持這樣的姿態(tài)，可說是權利時代的必然選擇。
當然，對接公眾感受，不僅要有技術的進步、硬件的提升，更需軟件的支持。比如，如何保證不會上網者在搶票時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如果能公布火車票去向，是否能減輕公眾對特權車票、票房腐敗的猜想？如果規(guī)劃更科學、合理，能否減少“天量退票”、“車廂空位”的現象？春運中，所謂的軟件升級，除了貼心、微笑的服務，也包括對公眾知情權、監(jiān)督權的保障，更是對不同群體利益的細致分辨、充分尊重。“話題春運”提示我們，需要在發(fā)展的高速路上，啟動權利議題。
也要看到，從啟動權利議題到實現權利回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且不說幾乎相當于讓非洲、歐洲、美洲、大洋洲總人口搬一次家的龐大體量，也不說只集中在春節(jié)前后幾十天的爆發(fā)性需求增長，即便是網絡售票這種具體環(huán)節(jié)上的技術改進，也會因為訴求不同、立場不同而面臨各種“兩難”。更何況，春運的問題，還嵌套在戶籍制度、區(qū)域差距這樣的大背景之中。
正因此，我們在啟動權利議題、保障春運這項“中國人的基本權利”同時，還需要觀照現實語境，在更多耐心、包容中化解旅途的艱辛。實際上，春運不過是把政治生活、社會矛盾中的關鍵詞，放入了相對具體卻更為極端的情境中討論。從社會保障到環(huán)境保護，從政務公開到節(jié)能減排，更多領域的改革發(fā)展，都需要啟動同樣的議題，也需要面對同樣的難題。鐵軌上的遷徙，是一個具體而微的中國，這列駛往春天的高速列車，載著幾多艱難，更載著幾多幸福、幾多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