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央企在境外的法律風險主要以合同糾紛為主，而隨著業(yè)務的深入已經逐漸擴展到各個領域。有的糾紛不僅涉及一家或幾家企業(yè)，甚至可能波及整個行業(yè)。而且損失也在加大。這些糾紛一旦敗訴，就會造成巨額的經濟損失，有的還可能被排擠出一些國家或地區(qū)的整個市場。
1月28日，有消息稱，中國鋁業(yè)旗下公司在秘魯的一處礦山遭遇當地居民的拆遷索賠。該消息援引《紐約時報》的報道稱，由于當地部分居民反對搬遷，中鋁需要支付3億美元的拆遷費用，是其原計劃賠償費用的6倍。此外，“該礦運營成本低廉但此前卻無人問津，也令人不得不質疑其中存在問題”。
不止是秘魯項目，中鋁在蒙古的項目近期也遭遇了合同糾紛。盡管中鋁正與蒙古相關企業(yè)進行溝通，但還是凸顯出，部分央企在“走出去”中仍遭遇了法律、文化等種種沖突或風險。專家認為，不僅需要相關部門站出來為央企保駕護航，減少國有資產的損失，另一方面，還需要央企運用當地的法律條文，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
可查資料顯示，中國鋁業(yè)2009年斥資8.6億美元在秘魯購買了位于秘魯中部的莫羅科查（Morococha）礦區(qū)的特羅莫克（Toromocho）銅礦，并計劃投資22億美元進行建設。據預估，該礦山所蘊藏的銅、銀、鉬等礦產的價值高達500億美元。一項公開的招股書（中鋁計劃讓該礦山赴港上市）顯示，該銅礦約含銅資源1000萬噸。
2009年9月，路透社曾報道，中鋁從2010年初開始建設，并將在2012年最后一個季度投入生產。據外媒的預估，該露天銅礦預計可開采30年，在頭10年，每年銅產量料約為21萬噸，并可帶來不菲的收入。然而，截至2013年1月，中鋁卻在當地遇到了難題。
據報道，“在一切開采工作就緒之際，中鋁在安頓礦山周圍居民時卻遇到了難題。”據介紹，當地莫羅科查小鎮(zhèn)有5000名居民。為了讓他們搬遷，中鋁在大約10公里以外建起了一座新鎮(zhèn)Carhuacoto，“該鎮(zhèn)規(guī)劃良好，基礎設施齊全，甚至還建造了一條運河，以防附近的水壩因地震坍塌而發(fā)生洪災”。
然而，據《紐約時報》報道，中鋁的拆遷引起當地部分居民的不滿和抗議，有幾百名當地居民進行了游行抗議、拒絕搬家。《紐約時報》還引述莫羅科查鎮(zhèn)長馬西亞爾·薩拉梅的話說，“我和其他居民并不反對搬遷，但希望獲得3億美元賠償。”他們還希望，中鋁礦業(yè)保證居民能在新的銅礦場就業(yè)。
據外媒報道，中鋁對該項目的總投資，最初計劃是5000萬美元，一旦真的支付3億美元，項目的投資額將大大超過原先的計劃。
“這是央企‘走出去’過程中普遍遇到的問題之一：沒有盡量調查或了解當地居民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即前期工作沒有完全做好。同時，在進入該礦區(qū)時，也沒有完全調查秘魯有關礦業(yè)糾紛的背景。”江蘇諾法律師事務所吳俊鋒律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說。有報道顯示，2011年，秘魯有接近200宗由資源開采引起的沖突。
“現(xiàn)在的最佳選擇是，能否利用當地的法律武器和公關資源，和當地的居民重新進行協(xié)商。”他說，“同時，有關企業(yè)可以聘請當地的律師團隊，以盡可能地達到最佳調和效果——既不增加成本和風險，又能安置當地居民。”
但去年年底，據外媒報道，中國鋁業(yè)的官員表示，“他們不會強迫任何人搬遷，當地居民在受采礦影響之前，還可以在原地居住8年。”對此，記者試圖進行求證，但截至發(fā)稿，并未得到實質性的信息。
事實上，中國鋁業(yè)近期遇到的麻煩不止是秘魯的銅礦項目。《華爾街日報》1月24日報道稱，蒙古政府官員當天表示，將取消與中鋁股份公司簽訂的煤炭供應合同。資料顯示，蒙古國有煤炭企業(yè)珍寶TT公司（Erdenes
Tavan Tolgoi
LLC.）2011年7月將價值2.5億美元的焦煤出售給中國鋁業(yè)。
“蒙古政府現(xiàn)在認為，原合同條款沒有給蒙方帶來益處。”該官員對《華爾街日報》稱，“作為合同取消決定的一部分，蒙古將向中國鋁業(yè)償還欠款。”他補充說，“這是企業(yè)之間、而非政府間的事。”
在一份見諸報端的聲明中，中鋁強調，“協(xié)議經過中蒙兩國政府審批，符合國際商業(yè)規(guī)則，具有法律效力。”中鋁稱，過去的一年多時間內，在雙方公司的努力下，協(xié)議得到了較好地履行，達到了合作共贏的目的。
對于合同執(zhí)行中出現(xiàn)的具體問題，珍寶TT公司的經營因全球和中國煤炭市場持續(xù)下跌而出現(xiàn)的暫時性困難，中鋁稱，“將在維持合同根本性條款不變的前提下，真誠地與珍寶TT公司研究解決問題，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聲明顯示了中鋁的良好姿態(tài)和合作態(tài)度。但就法律層面看，與上述秘魯項目類似，中鋁是不是可以更深度地了解當地的法律體系，抓住蒙古法律中的細節(jié)條文，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吳俊鋒說，“另外，雖然各國法律體系并不相同，但在合同糾紛上，都具有一定的普適性。”
中國鋁業(yè)的上述案例或非個案。事實上，去年10月，國務院國資委就在網站發(fā)布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在中央企業(yè)法制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稿稱，央企境外法律風險防范正面臨十分嚴峻的挑戰(zhàn)。
“以前，央企在境外的法律風險主要以合同糾紛為主，而隨著業(yè)務的深入已經逐漸擴展到各個領域。有的糾紛不僅涉及一家或幾家企業(yè)，甚至可能波及整個行業(yè)。而且損失也在加大。”黃淑和說，這些糾紛一旦敗訴，就會造成巨額的經濟損失，有的還可能被排擠出一些國家或地區(qū)的整個市場。
“我們應打造一個風險防范體系，無論是人才、法律、政策和保障體系，現(xiàn)在基本上我們還沒有。所以，現(xiàn)階段企業(yè)要防范，政策層面也要給企業(yè)走出去保駕護航，人才方面也要加大培養(yǎng)的力度。否則的話，企業(yè)走出去到一個陌生的環(huán)境里面就會陷入一個法律風險的陷阱。”經濟學家馬光遠在接受中廣網采訪時說。
事實上，國務院國資委去年4月提供給《國際金融報》記者的上述文件也曾強調，“目前中央企業(yè)境外投資仍在初級階段，還存在一些需要關注的問題：境外投資為企業(yè)戰(zhàn)略服務的意識不強，投資項目前期研究不夠深入，投資風險控制能力和利用全球資本市場的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