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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中國已具備了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的絕大部分要素，現(xiàn)在就看我們能否完成從資本與外需驅動的成本推動階段向技術、消費與人力資本驅動的內生性增長階段轉變，以真正實現(xiàn)有效經濟增長；能否通過制度平臺和配套執(zhí)行，實現(xiàn)經濟增長福利效應的社會全覆蓋。

　　在全球經濟面臨新一輪衰退風險、最大經濟體再度祭出不負責任經濟政策的可能性一點也不能排除的形勢下，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將在本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向中國和世界發(fā)出什么樣的開局信號，勢必舉世關切。
　　回首2007年至2012年這五年，中國經濟盡管面臨增長動力趨緩，關鍵領域改革進展緩慢，經濟發(fā)展沉疴陸續(xù)浮出等一系列突出問題，早已是經濟導調高手的決策層，依靠這些年來積累的改革紅利，通過一系列較為精準的政策投放，還是交出了一份較為亮麗的成績單：GDP連續(xù)越過幾個萬億美元臺階，由2007年的3.6萬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7.3萬億美元，今年很可能突破8萬億美元，已將昔日難望其項背的英、法、德、日等強國甩在身后。人均GDP也于去年突破了具有指標意義的5000美元大關。盡管GDP這個令人糾結的發(fā)明在越來越強調國民幸福體驗的今天，已失色太多，但無論如何一個沒有經濟體量的國家，在全球經濟棋局中是很難獲得相應發(fā)言權的。此外，過去五年，中國致力于推進貿易規(guī)模與結構的升級，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穩(wěn)步提升工業(yè)競爭力，正在由制造和出口大國向產業(yè)和資本強國邁進，并在全球資本流動與金融博弈中試圖扮演更為積極與主動的角色。
　　可以說，今天的中國已具備了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的絕大部分要素，全世界都在關注這樣一個超級新興經濟體的下一步走向。
　　只是，上述炫目經濟成就并不能掩蓋深層次領域日漸暴露的突出問題，亦不能掩蓋中國與美歐日本等發(fā)達經濟體之間依然存在的巨大差距。筆者曾說過，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處于快速成長的巨型經濟體，如果沒有建立一個能使經濟保持持續(xù)活力的增長機制，僅僅依靠見招拆招式的調控，至多只能解決表面問題。誰都知道，當下中國經濟的嚴峻問題，無論是傳統(tǒng)增長模式幾乎走到了盡頭，系統(tǒng)性經濟與金融風險的不斷累積，還是收入差距越過危險的臨界點，乃至改革邁入深水區(qū)之后遭遇既得利益者設置的巨大阻力等等，無一不是矛盾長期積累的總表達，亦非僅靠一兩個藥方就能藥到病除的。例如，單是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就喊了這么多年，并且發(fā)改委在每年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中都會有具體的改革意見安排，但執(zhí)行層的進展非常緩慢甚至倒退也是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面，人均GDP為5414美元的中國如今處在庫茲涅茨倒“U”曲線的左半弧。由于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加上現(xiàn)有收入分配格局，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不多，致使民眾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欲望一直難有實質性改觀。偏偏民眾消費的產品還高度市場化，大大抑制了內需的啟動。顯然，如果不能有效改變現(xiàn)有收入分配格局，不能改變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較少以及民眾消費的產品高度市場化的格局，是不可能真正實現(xiàn)經濟發(fā)展方式轉型的。
　　而從國際對比來看，中國盡管在經濟規(guī)模上已晉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卻同時也是當今世界經濟規(guī)模前六位國家中市場經濟體制最不完善、整體技術水平最為薄弱、社會保障體系最不健全、國民福利水平最低的國家。且不論整體實力依然遙遙領先于中國的美國，也不說實力相對下降但依然擁有雄厚工業(yè)和教育基礎的日本在鞏固自身優(yōu)勢方面的那股韌勁，更不說在歐元危機面前處變不驚的德國，就拿經濟規(guī)模總和都不及中國的英、法兩國來說，其數(shù)百年的工業(yè)底蘊、制度底蘊和全球范圍內的資源整合力，遠非中國可以簡單超越。
　　未來十年，如果中國經濟真能完成整體戰(zhàn)略轉型，如果政府也真能完成自身轉型，如果深層次領域的突出問題真能取得突破，則中國經濟總規(guī)模超越美國才有國家競爭層面的意義。
　　即將過去的2012年，既是中國完成政治周期切換之后迎來下一個改革周期的過渡之年，也是中國經濟在更高起點上真正開啟全面轉型的關鍵之年，很不平凡。中國經濟既要完成從資本與外需驅動的成本推動階段向技術、消費與人力資本驅動的內生性增長階段轉變，以真正實現(xiàn)有效經濟增長；更要通過制度平臺和配套執(zhí)行，實現(xiàn)經濟增長福利效應的社會全覆蓋。為此，決策層亟須以時不我待的決心掃除改革的羈絆。
　　基于這樣的歷史要求，在明年的經濟工作戰(zhàn)略部署中，最高決策層既要通過常規(guī)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實現(xiàn)經濟的平穩(wěn)增長，更要切實把握政府轉型的時間窗口。在明年的經濟體制的改革重點工作中，或將進一步明確政府、市場和企業(yè)的行為邊界，以加大反腐敗力度和放寬壟斷領域市場準入改革為切入點，破除既得利益集團對深化改革的拖延與阻遏；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加快培育非營利性民間組織，以承擔部分公共服務職能，最終形成基本公共產品供給的多元化服務體系；進一步地，亦須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感推進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盡早出臺相關改革實施的時間表，改變政府定價或影響定價的模式，真正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這在激發(fā)民間營商稟賦，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歐、日本等國盡早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以提升中國企業(yè)的全球資源配置力。
　　開弓沒有回頭箭，假如中國政府在引進監(jiān)督機制、加快市場與法治建設的同時，能夠通過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實現(xiàn)財富積累向普通勞動者尤其是弱勢群體的適當轉移，真正開始藏富于民，則不僅能夠實現(xiàn)民生福祉與經濟規(guī)模的同步提高，實現(xiàn)經濟增長福利效應的社會全覆蓋，更可以為經濟全面戰(zhàn)略轉型提供堅實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