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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4 作者:黃小鵬 來源:證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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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紅利消失后,通過體制改革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最大限度地延長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已成為全國上下的共識。長期內經濟績效取決于供給面的政策改進和制度優(yōu)化,但這不能成為否定中短期內需求管理的理由。長期性供給改革與短期性的需求管理是相互補充關系,而非對立的關系,那種將需求管理與政府微觀干預混為一談,動輒宣稱打倒凱恩斯、打倒XXX,我認為是不妥當?shù)摹?BR> 所謂需求管理,無非就是逆周期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經濟過熱時緊縮一下過冷時刺激一下,盡量熨平經濟波動。雖然對這種做法的批評非常多,但不幸的是,市場經濟特別是建立在發(fā)達信用貨幣體系基礎上的現(xiàn)代市場經濟,其周期運動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自我強化趨勢,所以我們不得不無奈地接受這種有一定負作用的干預。在逆周期管理中,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有所分工,一般來說,在過度繁榮時財政與貨幣都要緊,但貨幣應該唱主角,在刺激階段兩者都要松,但財政應該唱主角。兩者搭配是否恰當,有時直接決定最終效果。 一個流行的觀點是,“4萬億”是凱恩斯主義財政擴張,其弊端說明了凱恩斯主義的失敗。但在仔細分析相關數(shù)據后,這種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按照中央政府最初的設想,4萬億刺激計劃大約為兩年時間,其中1.18萬億由中央政府預算提供,帶動地方政府和社會投資共約4萬億元。4萬億重點投向保障性住房、農村基礎設施、“鐵公機”以及科教文衛(wèi)、自主創(chuàng)新、災后重建等。計劃沒有說明地方財政支出占4萬億多少比重,我們且將中央和地方財政支出一共算作2萬億,這樣就是一年一萬億,如果沒有擠出效應也沒有擠入效應,這筆財政支出增加可以將GDP增長率提高2-3個百分點。似乎這是一個十分完美的、典型的反衰退方案——以政府支出替代出口、社會投資和消費的下降,維持住經濟增長率。所謂積極財政,本義就是通過減收增支、擴大赤字來創(chuàng)造需求,但事后執(zhí)行結果證明,我們不斷談論的積極財政,事實上根本沒有發(fā)生過,它只不過是人們的想當然! 2009年和2010年全國規(guī)范的財政赤字由2008年的1800億上升到9500億和10000億(均含地方2000億),與前面估計的一年一萬億恰好相接近,是這一萬億財政赤字成功地抵御了危機嗎?顯然不是。這里面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即土地收入。由于2009年起房價泡沫重新被吹大,地價和房價暴漲,2009年和2010年地方賣地收入分別較上年暴增了63%和70%,達到了1.59萬億和2.7萬億。將土地收入計入財政收入進行全口徑測算,不考慮其它非規(guī)范性赤字債務,這兩年地方和中央事實上產生了6500億和1.7萬億財政盈余。 一個簡單的道理是:財政赤字創(chuàng)造需求,產生擴張效應,財政盈余產生緊縮效應。在這么大的盈余下,是什么力量抵銷了急劇下降的外需和民間投資呢?有人會質疑,前述赤字沒有考慮地方政府債務,因而被低估了。確實,9500億和1萬億赤字中,每年屬于地方的規(guī)范赤字僅有2000億。根據國家審計署公布的數(shù)據,截至2010年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10.7萬億,再根據已公布的增速數(shù)據可以倒推出2009-2010兩年增加的債務為5.14萬億,這5.14萬億地方債又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純粹支出,如城市道路等不收費基礎設施、公務員教師工資、低收入補貼等,我們稱之為純債務;另一類則是融資平臺債務,基本上都對應著經營性項目,與普通國企債務并無區(qū)別。根據審計署的數(shù)據,平臺債占2010年地方債余額的46.38%,考慮到這兩年新增債務主要是平臺貸,按80%估算的話,那么純債務兩年共1.03萬億,把這個純債務與前述規(guī)范性赤字加總之后,全國財政仍然是盈余狀況。如果按最激進的計算(假定平臺貸款和純債務各占50%),盈余會轉變成赤字,但兩年赤字之和也僅有2000億,可以忽略不計。 我們知道,平臺貸款牽涉到政府擔保,它的數(shù)據上升似乎證明了財政擴張,但由于其絕大部分用于經營,其還款依據是項目未來的現(xiàn)金流,與國企貸款性質無異,而赤字的還款最終來自稅收,兩者截然不同。因此,平臺貸擴張屬于信貸擴張,性質是貨幣信貸政策。這也就是說,2009-2010年逆周期經濟政策中積極財政只是一個假象,甚至還可能存在財政緊縮,而財政緊縮過程中,又是如何成功地將經濟增長率維持在9.2%和10.4%?答案很簡單:貨幣信貸大放水。僅僅兩年時間,信貸余額就增加了18萬億!正是這些天量的信貸,推動了政府融資平臺企業(yè)的投資,并進而帶動各種社會投資,特別是上游投資,使中國迅速擺脫了危機。 我們不妨將2009-2010年的逆周期政策與1998年中至2002年底的那一輪逆周期調控的情況作一對比。前者同比廣義貨幣M2月同比增長率平均高達22.1%,后者僅為14.7%;從信貸來看,前者年復合增長率達到26.1%,后者僅為14.4%;而從官方政策基調上看,兩者的差異就更為直接明顯,1999年起連續(xù)五年都是“積極財政+穩(wěn)健貨幣”,而2009-2010年兩年都是“積極財政+適度寬松貨幣”。至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在2009-2010年的反危機中,貨幣信貸政策唱了主角,財政刺激并未發(fā)生(甚至出現(xiàn)緊縮),1998-2002年的政策才是經典的凱恩斯財政政策在起作用。 政策工具選擇的不同,直接導致了兩輪反危機政策效果上的差異,前者見效迅速,但負作用大,直接導致了明顯的通脹和嚴重的資產泡沫,后者見效慢、耗時長,但物價保持了穩(wěn)定。由于兩輪刺激政策面臨的初始環(huán)境(如企業(yè)和銀行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狀況,它直接影響貨幣政策傳導效果)有相當大的差異,我們尚不能簡單得出哪一次效果更好的結論。但它仍能給我們提供一定的啟示。 首先,中國法律雖然禁止財政直接向中央銀行發(fā)行債券,從而消除了赤字倒逼貨幣發(fā)行的可能,但從最近一輪的反危機過程來看,地方不能出現(xiàn)赤字的規(guī)定,使得其擴張動機必須通過經營性實體來完成,而這必然倒逼貨幣信貸的放松。這種機制是中國所特有的,它是否會演變成常規(guī)模式,值得關注。 總體來看,允許地方出現(xiàn)規(guī)范化的赤字有助于地方財政透明化和金融數(shù)據的透明化,有利于在不同周期階段規(guī)范地執(zhí)行需求管理政策。比如,在目前經濟困難階段,財政順周期性(本來要求減稅增赤逆風而行,但現(xiàn)在只能亂收稅、亂罰款強制平衡)客觀上產生了緊縮作用。同時,透明化也有利于防范風險。 其次,在財政擴張保增長的過程中,一般都需要貨幣政策一定程度的配合,要求貨幣完全保持中性比較難,但最近這次的財政與貨幣搭配失當,似乎也是明顯的,如果當時官方年度貨幣政策基調稍作調整,其負面效應也許就會更小一些。財政貨幣的搭配,關鍵是一個度的問題,而這與其說是技術,不如說是一門藝術,它對決策者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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