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人大校長陳雨露教授來黨校做講座，講題是“人民幣國際化戰(zhàn)略”。那天我是應邀做點評。現在回憶，那天我似乎沒說贊揚主講人的話，并不是不同意他的觀點，恰恰相反，有關的幾個重要判斷我們完全一致。之所以不贊他，是因為在我看來學術應該求異求新，而且當面贊揚也有吹捧之嫌。出于此考慮，我那天主要是對陳教授的觀點做拓展，當然也談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是三個方面。
一是關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目標。陳教授認為，當今國際貨幣體系雖“以美元為主，一主多元”，但未來將會走向美元、歐元、人民幣“三元制衡”的格局。這判斷我同意，不過與陳教授不同，我認為“美元為主”被打破，原因并不只是歐元、人民幣要崛起，也有美國自身的問題。而最主要的，是美國今天有巨額的貿易逆差。何以如此？說起來原因很多，但歸根到底是美元霸權使然。讀者想想，數十年來美元一直“一主獨大”，天下通吃怎會不逆差呢？而可肯定的是，美元長此必盛極而衰。就好比一個人，大腦是靠心臟通過動脈血管供血，然后由靜脈血管回流到心臟，假如將靜脈血管卡住大腦是不是要爆炸？
再說歐元與人民幣，時下由于歐債危機很多人認為歐元未來會一蹶不振，甚至會解體。說實話，我不那么看。畢竟廋死的駱駝比馬大，而且歐洲的問題歐洲人會處理，歐元再度崛起只是時間問題，旁人不必杞人憂天。倒是人民幣要不要國際化值得研究。我的觀點，人民幣是應該國際化的。人民幣國際化中國不僅可取得鑄幣收入、避免匯價風險、減少外儲；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國際事務中可擁有更多的發(fā)言權。就沖著這一點，炎黃子孫沒有理由不支持人民幣國際化！
二是關于人民幣國際化的步驟。陳教授說，人民幣國際化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周邊化并同時成為計價結算貨幣；第二步是亞洲化并實行資本賬戶開放；第三步是全球化而最終成為儲備貨幣。原則上，我也贊成這三個階段的劃分，但對每個階段需多長時間卻拿不準。陳教授說每階段是十年，但為何是十年他語焉不詳，講座時只提供了經驗數據。比如前兩個階段（從國際化起步到資本賬戶開放），日本用了16年，英國用了18年，德國則用了20年，于是他斷定從2010年算起到資本賬戶開放中國也需20年。
經驗數據當然可參考，但國情不同，我認為不能這樣照葫蘆畫瓢。以日本為例，上世紀80年代日本就宣布“日元國際化”，可30年過去日本今天的出口僅40%用日元結算，進口更低僅20%。另外據IMF數據顯示，日元在國際儲備中的份額不到4%。可見日元雖說是國際化了，但程度其實并不高。由此看，中國人民幣的國際化也不會一帆風順，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會更難，所以我們要作長期努力的準備。
不是有意要掃興。我的分析是這樣，倘若有一天人民幣真的國際化了，那么中國從國外進口商品就無需再付外匯而可直接用人民幣支付。大家知道，人民幣是一張紙，買人家東西給對方一張紙，說白了其實就是我們給人家打了張借條。說人民幣國際化難，難就難在人家要肯接受我們的借條。舉個例，李嘉誠在香港購物可以打借條而我卻不可以，為什么？因為李嘉誠富甲一方，我一窮書生當然不行。同樣道理，人民幣要國際化，首先得自己有實力，要讓人相信我們有兌付能力，否則我們想國際化也化不了。所以人民幣國際化作為目標不能動搖，但我不主張列時間表，走一步看一步也許更明智。
三是關于金融開放后的國家控制力。陳教授強調金融開放后國家應保持高度的控制力。這觀點無疑是對的，我贊成。但對人民幣國際化是雙刃劍的說法我有保留。所謂雙刃劍，無非是指人民幣國際化有利有弊，在給我們帶來利益的同時也會帶來負面影響。什么是負面影響？目前眾說紛紜，但大家說得多的一是匯率難以穩(wěn)定；二是政府宏觀調控會被弱化。
是的，人民幣一旦國際化，匯率確實難以穩(wěn)定。蒙代爾不可能“鐵三角”已證明，一個國家在“貨幣發(fā)行權、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wěn)定”等三個目標中，只能具其二，不可能三者同時得兼。顯然，貨幣發(fā)行權中國不能放棄，而人民幣國際化后資本要自由流動，這樣匯率就不可能穩(wěn)定了。于是有人擔心，一旦即期匯率與遠期匯率出現偏離國際投機資本就會來中國套利。我不懷疑會有這種現象，但這正好是市場機制穩(wěn)定匯率的過程，不是什么壞事，算不上負面影響。
至于宏觀調控的效果，我承認，人民幣國際化后宏觀調控會比現在復雜。比如國內出現通脹央行會收緊銀根，但國內銀根收緊境外人民幣會進來，這樣調控效果會打折扣。可即便如此，我也不認為是人民幣國際化的負面影響，恰恰相反，只能說明現在的宏觀調控需要改進。比如防通脹，央行其實只需將貨幣增長釘住經濟增長，大可不必反復調幣量，這道理我講過多次，行內的朋友也應該懂，篇幅所限恕我不重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