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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抱怨富人交的稅少，這種抱怨感動并啟發(fā)了奧巴馬。于是，9月19日，奧巴馬提議對百萬富翁實行新的最低稅率，被美國媒體稱之為“巴菲特稅”。
其實，不僅巴菲特，西方很多富豪在債務危機日益惡化的情況下，都積極站了出來，要求多交稅。在法國，16名富豪聯名向政府呼吁，多收他們的稅，以緩解法國金融危機；在德國，50位富人向總理默克爾請求“讓我多交點稅”；在意大利，法拉利老板蒙特澤莫羅公開表示愿意多交稅。
發(fā)達國家富人的這種公共意識和責任感，令人耳目一新。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在巴菲特抱怨富人的稅率低于中產階級的情況下，在美國，富人仍然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以個人所得稅為例。2008年，美國1%收入最高的人，所交個稅占聯邦政府所征收的個稅總額的38.02%。如果把高收入的范圍擴大到50%，那么，他們所交個稅占聯邦所收個稅的97.30%。而其余50%的人，只負擔了2.7%的個稅。
應該說，這種稅收結構是非常合理的，有利于調節(jié)貧富差距，也有利于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中國，個人所得稅在矯正貧富差距方面的作用一直飽受質疑，因為，全國城鎮(zhèn)單位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都遠高于個稅免征額，這意味著，城鎮(zhèn)單位在崗職工基本上都要繳納個稅。這使得工薪階層成為個稅的納稅主體，占比高達60%以上。
盡管中國的個人免征額已經連續(xù)幾次提高，但工薪階層作為納稅主體的狀況絲毫沒有發(fā)生改變，因為免征額仍然比較低。我們可以對比一下：1981年職工平均工資約為每月60元，而個稅免征額為800元，大約為月工資的13.3倍。如果比照1981年的比例，現行的個稅免征額應該在2.5萬元以上。這樣，富人將成為個稅的納稅主體。
但是，有關部門有自己的考慮。即使在個稅免征額已經提高的情況下，有的稅務部門為了多收稅，以“報稅軟件未升級”為由，按照舊的標準征稅。
應該認識到，中國的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很多低收入者享受不到相應的福利。因此，福布斯雜志推出的“稅負痛苦指數”榜單，中國內地蟬聯全球第二。
能力有多大，責任就有多大。只有讓富人認識到他們應當承擔的責任，他們才會逐漸培養(yǎng)起現在仍然非常淡漠的公共意識和責任意識。富人多納稅，以此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有利于社會的和諧與穩(wěn)定，也有利于低收入者通過創(chuàng)業(yè)擺脫貧困。
我們不能奢求中國的富人像巴菲特那樣，主動要求多納稅，但有關部門至少應該從制度設計上，讓富人成為納稅的主體，而盡可能多地減輕低收入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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