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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中，各級領導干部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不僅是組織者，而且是推動者。因此，筆者以為，政績考核方式對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影響重大，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重在轉變以經濟增長為主要考核指標的政績考核體系。
這些年來的實踐證明，以經濟增長為主要考核指標的政績考核體系對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極為不利。由于各級領導干部實行任期制，在有限的任期內實施政績考核，勢必會促使領導干部關注經濟增長，而忽視結構調整，因為經濟增長立竿見影，屬于戰(zhàn)術性短期目標，而結構調整不能操之過急，屬于戰(zhàn)略性長期目標。
具體來說，追求經濟增長的政績考核，造成的后果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重投資，輕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我國一直是投資和出口占主導，消費則不足。據權威理論網站——求是理論網的數據顯示，自2001年至2009年，我國投資率由36.5%上升至47.5%，消費率則由61.4%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費率由45.3%下降到35.6%。2010年，投資占GDP的比率進一步上升至49%，而世界平均投資率為22.7%，由此看來，我國投資與消費失衡的矛盾依然突出。由于第二產業(yè)是投資的主要承載行業(yè)，故我國第二產業(yè)對GDP的貢獻率較高，達47%，生產結構偏向工業(yè)，不利于產業(yè)結構的轉型優(yōu)化升級。
其次，重投入，輕成本。經濟增長的考核并未包含為了求得這樣的增長所付出的成本。比如，雖然這些年竭力提倡綠色GDP，可因為考核始終缺乏可操作性，許多官員還是秉持“唯GDP增長論”，甚至將GDP的高速增長作為衡量工作的唯一標準。為了追求政績，追求數字增長，不惜上馬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即“三高”項目；甚至為了地區(qū)利益，各自為政，地方封鎖，行政分割市場，致使部分地區(qū)產業(yè)結構雷同，資源浪費嚴重，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勢頭非但未能制止而且還在蔓延。
再者，重增長，輕科技。根據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除了受資本、勞動力等傳統(tǒng)因素影響外，還受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高、管理水平改善等因素影響，后者引起的經濟增長可稱為全要素生產率。如果增長主要依靠前者即資本勞動力，那說明該增長是粗放型增長，如果增長依靠后者，則說明是集約型增長。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戴維·羅默提出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就認為，知識和科技研發(fā)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據測算，從1978年到2010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9%，而增長主要靠資本、廉價勞動力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只有三分之一，遠低于同期發(fā)達國家70%的水平。
另外，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重點之一在于改變投資推動型經濟增長，建立起消費主導型增長模式，而現有考核體系下政府主導的投資推動型增長對消費又尤為不利。政府支出增加勢必對私人投資和消費產生擠出效應，影響消費的增長。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有限，占大頭的投資肯定會擠壓其他方面的開支，造成公共服務支出不足。在我國政府財政支出中，用于教育、醫(y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的支出，不到全國財政支出的30%，而歐美發(fā)達國家這一比例為平均在60%左右。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不得不為自己建保障，其消費因此會受到影響，而且由于目前投資渠道單一，大部分人以銀行存款的形式為自己建立保障。
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由于通脹形成物價持續(xù)上漲，稅基不變使得居民財富以稅收增加形式向政府發(fā)生轉移；另一方面又因為存款實際負利率，財富從居民向銀行和貸款者轉移。我國過去10年的平均真實利率水平為1.33%，家庭財富的轉移實際上為制造業(yè)和投資提供了補貼。兩種財富轉移都限制了居民消費。
房地產過熱，政府主導的投資推動也起了很大作用。地方投資需要大量資金支持，僅靠財政支持自然無以為繼，于是，土地財政作為基礎設施投資建設資金提供了重要來源。從房地產行業(yè)來講，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yè)，在帶動地方投資、拉動地方經濟增長和提供稅收的同時，也擠出了居民其他方面的消費，不利于其他行業(yè)的轉型升級和健康發(fā)展。
也許有的人會說，政府不投資就無法促進就業(yè)和拉動經濟增長，中國要創(chuàng)造足夠高的經濟增長率來為勞動大軍提高就業(yè)機會，但實際上，在過去10年的經歷證明，國內生產總值每增長10%，就業(yè)率僅提高1%，投資推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并不利于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
總之，既然結構調整包括投資消費結構調整、產業(yè)結構調整、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等一系列內容，相應的，政績考核體系也得包含上述內容，不能再單打一，僅以GDP論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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