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兩天，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在坊間被熱烈議論：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在全國勞動關系工作會議上透露，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努力實現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絕大多數地區(qū)逐步達到當地城鎮(zhèn)從業(yè)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要努力實現每年職工工資增長15%，這樣，可以在“十二五”期間實現職工工資增長翻番。
為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切實提升內需，漲工資確實很有必要，尤其是在當前物價持續(xù)上漲的壓力下，漲工資無疑能緩解居民的一部分生活壓力。但是，對于各行各業(yè)的員工而言，工資究竟如何漲，最終誰受益，才是更值得關注的問題。對于月收入2000元的普通員工而言，即使?jié)q10%，也才200元，而對于月薪2萬的高收入者來說，一漲就多出2000多元，若是這樣的平均增長，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或將進一步拉大。
再一層問題是，在我國目前的體制下，漲工資，最終由誰來埋單？對于公務員、事業(yè)單位員工，自然是政府財政埋單。對于國有企業(yè)，近幾年經營狀況火紅，給職工漲工資應該不是難題，只要政府倡導，國企通常積極響應，何況目前部分國企最擔心的是被指責職工工資過高。對于大企業(yè)、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企業(yè)，也有給職工漲工資的能力和空間。
長期以來，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一直存在著“屁股決定腰包”的怪現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聰明才智和勤奮勞動，而是靠“搶身份”和“搶行業(yè)”。如果能“搶”到電力、電信、石油、金融、煙草等壟斷行業(yè)，或是“搶”到公務員和事業(yè)單位身份，就等于“搶”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階層。
當前，不論是國家的規(guī)劃目標，還是每年公布的統計數據，都采用“平均”的概念。在職工工資總體增長的情況下，不同地區(qū)、不同行業(yè)、不同企業(yè)以及不同工薪勞動者之間，收入存在較大差距。一部分人群的高工資、快增長往往會拉高“平均數”，從而掩蓋另一部分職工工資增長緩慢、工資水平相對較低的情況。尤其近年來在國有企業(yè)單位，高管的年薪與基層員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這也使得普通職工的積極性受到很大壓制。
一方面在企業(yè)內部存在著巨大的身份差距，“被平均”的問題也一直成為社會這兩年關注的焦點。另一方面，我國的收入分配在行業(yè)上存在著巨大差距，以北京市為例，最低的是居民服務及其他服務業(yè)，年工資才2.1萬元，而最高的金融業(yè)17.4萬元，相差8倍。可見，漲工資更需要向低收入者傾斜。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及典型調查分析顯示，當前工資偏低的職工主要有四類。一是勞動密集型行業(yè)。目前，我國制造業(yè)平均工資相當于所有行業(yè)平均工資的比例不到90%，建筑業(yè)、住宿和餐飲業(yè)、批發(fā)和零售業(yè)等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yè)平均工資更低。二是私營企業(yè)。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9年私企就業(yè)人員年平均工資為18199元，僅相當于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工資的55.6%。三是企業(yè)一線生產崗位人員工資增長慢、水平低，低工資職工比例較大。此外，基層公益性事業(yè)單位工作人員和縣鄉(xiāng)級公務員的工資也偏低。
不過，即便國家通過政策強制性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至當地城鎮(zhèn)從業(yè)人員平均工資的40%，在身份體制限制下，能否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仍有待觀察。目前，多數地區(qū)的最低工資標準達不到當地平均工資的40%，比如廣州將最低工資標準調整至1300元，也只是當地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27%，如納入私營企業(yè)員工等人員工資計算，也只有30%多。而且即便是以每年增長13%以上而言，以1000元為基數，連漲5年后將接近2000元，低工資的勞動者會有事實上的“五年倍增”。但相應的城鎮(zhèn)居民收入會漲得更多，收入差距過大的難題依然無解。
因此，未來幾年，哪部分群體更應漲工資，哪部分群體工資增長步伐應邁得更大些，值得仔細探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