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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想不成為顯詞都難。不管是發(fā)達經濟體還是欠發(fā)達經濟體，這都是個被使用較多的詞匯。被西方話語體系稱為新興經濟體的中國，“漲”字當仁不讓地成為民間熱推的年度漢字。
整個社會都被物價牽絆著。圍繞物價的戰(zhàn)役仍在繼續(xù)，國家統(tǒng)計局１２月11日公布的11月CPI為5.1%，12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2011年的兩大任務之一即為“防通脹”。這兩個消息透露出一個嚴峻的現(xiàn)實，物價上漲有可能就是2011年的常態(tài)，防范的難度極大。代表性頗受質疑的CPI指數，經過11月份的行政壓制，仍創(chuàng)28個月新高，可見物價上漲之兇猛。
物價漲勢何以如此洶洶？綜合各種消息可知，此波上漲既有需求拉動因素，又有成本推動因素，既有外生型（輸入型）通脹的特征，又可見內生型通脹的影子。境外美元持續(xù)超發(fā)，境內財政信貸雙管齊下；境外能源原材料上漲不斷，境內自然災害頻仍。物價的報復性上漲，絕非一時一日之偶然。
稍微細心的人們很快就在媒體上發(fā)現(xiàn)，通脹悄然取代了擔憂已久的通脹預期。對食品和蔬菜價格上漲的擔憂取代了房價，民間的情緒一下子被調動起來，漲價不僅是報紙頭條所關注的話題，也漸漸風行街頭巷尾。面對洶洶漲勢，管理層采取兩種手段應對：采取貨幣手段（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加息）收緊貨幣，減少流動性；集合中央和地方政府資源，用行政手段對食品和蔬菜進行價格管制。
盡管從當前的現(xiàn)象看，這一管制取得的短期效應是積極的，不少地方都傳出蔬菜和食品降價的消息，民眾緊繃的壓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舒緩。但是，這一效應注定只是短期的，對經濟的長期健康運行并不十分有利。一方面，蔬菜和食品價格的管制在損傷中間環(huán)節(jié)暴利的同時，也傷及農民這個抗通脹能力最差的群體，并且短期壓制根本就沒辦法避免之后的報復性上漲；另一方面，價格上漲的根源并不是農產品自身，而是經濟周期，收緊貨幣同樣要在消減通脹和經濟發(fā)展之間作兩難選擇。
而一旦這個度的把握出現(xiàn)偏差，就可能釀成更嚴重的后果。并且，價格管制又勢必將破壞較為良性的市場運行規(guī)則，引起消極的連鎖反應。
很顯然，這可能不是一個代價最低的反通脹政策選項。就已知的反通脹策略來看，除了工資和物價管制外，還有取消價格管制和壟斷、通過稅收來調節(jié)收入（TIP）以及采取利潤共享政策等選項。
我們該采取哪種或哪些組合策略？這個問題先放一放，我們來分析一下當前的經濟形勢。筆者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說，生活成本的不斷上漲和人民收入增長減緩之間的矛盾已是中國當前所面臨著的主要矛盾，而解決這個矛盾的深層經濟根源是解決經濟發(fā)展與收入分配等結構性問題。通脹是個大背景，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通脹都是這波金融危機必然帶給中國的副產品。當通脹抬頭并開始扶搖而上時，我們要做的不是恐懼和行政彈壓，而是要在疏導的同時，想辦法消融通脹的根基，減緩通脹的負作用。
具體來說，適當采取市場手段調降價格的同時，把著力點放到平衡人民收入水平上。平衡收入除了對低收入群體的財政補貼外，稅收調節(jié)和企業(yè)與職工的利潤共享（企業(yè)與職工合同約定給予職工一定程度的利潤分成）也不失為合適手段。就目前來看，管理層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并且開始著手改進，但改進的力度和步伐都還不夠，并且也不乏偏差。比如近期盛傳不少行政事業(yè)單位和國有企業(yè)下發(fā)通脹補貼或上調工資，而非行政事業(yè)單位和非國企的城鎮(zhèn)居民和農民卻難享這一福利；又比如部分地區(qū)出臺工資上調標準也僅只是惠及國企和行政事業(yè)單位，大多數民企則置之不理。這些現(xiàn)實，不但不符合“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和“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fā)展的成果”的指導思想，也損害著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的初衷，更對反通脹、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良性循環(huán)無益。從某種程度上說，調收入分配結構，比防通脹更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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