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食品價格上漲為標志的通脹與資產泡沫不同，后者影響的是貨幣供應量與投資者，而前者影響的是食品支出占據收入一半的40%左右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威脅社會安定。
11月20日，國務院發(fā)布《關于穩(wěn)定消費價格總水平保障群眾基本生活的通知》，提出從十六個方面著手穩(wěn)定物價。這些措施包括：大力發(fā)展農業(yè)生產、降低農副產品流通成本、保障化肥生產供應、發(fā)放價格臨時補貼、建立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建立市場價格調控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等等。
決策層試圖從四個方面穩(wěn)定物價：一是增加生產，二是降低成本，三是將中低收入者的最低工資、補貼與物價掛鉤，四是實行首長負責制。
穩(wěn)定物價的決心必須輔之以有效的手段。此次物價普遍上漲是貨幣超發(fā)與體制性痼結相互激蕩的結果。我們認為，在目前階段，增加生產不是最好的降低物價的手段，建立長期的可預期的貨幣發(fā)行體制才是釜底抽薪之術。
此次物價上升的背景是，包括今年在內，我國連續(xù)七年糧食豐收。很明顯，此次糧價上漲不是因為糧食歉收，而是在成本上升、物價上升的預期下，農民與中間商被迫抬價、競相惜售的結果。一個月不到蘋果收購價每公斤上漲五毛，大蒜價格兩年上升十倍以上，不惜售才是咄咄怪事。在成本壓力與貨幣超發(fā)壓力之下穩(wěn)定物價的關鍵舉措，是在穩(wěn)定生產的同時穩(wěn)定貨幣與成本預期，嚴格抑制貨幣的惡性超發(fā)，以避免物價在成本壓力之下輪番上升。不控制貨幣超發(fā)形成的通脹預期，只強抑物價，結果只是按下葫蘆浮起瓢。
物價輪番上升也是我國市場分割的必然結果。市場化三十年，我國形成的是各自占山為王的小市場，而非在統(tǒng)一規(guī)則下的全國大市場。
我國的流通領域百弊叢生，導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通知》提出綠色通道制度：從今年12月1日起，所有收費公路對整車合法裝載鮮活農產品的車輛免收通行費。事實上，我國農產品流通的中間環(huán)節(jié)成本十分驚人，4月份以來，國家?guī)状握{高了汽油價格，目前又出現了柴油荒，加上買路費、進場費、攤位費，從物流園到超市，菜價起碼上漲一倍以上。
上述弊端顯示中國統(tǒng)一的國內市場尚未形成，各地方部門占山為王、占路為王，隨意將所擁有的資源附加到產品中，以換取現金收入。如2009年年底，連接陜晉兩省的“西入口”、連接晉冀兩省的“東出口”等重要煤炭運輸通道連續(xù)發(fā)生長時間、大面積堵車，司機抱怨“才出呂梁山，又堵太行山”，連鄉(xiāng)政府都能舉個牌子設立關卡。
中國各類產品物價的20%~40%屬于物流成本，而美國物流成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在20世紀90年代大體保持在11.4%~11.7%范圍內。進入本世紀后十年，尤其在本世紀頭兩年，更下降到10%左右，甚至在2002年降為8.7%。要降低物價，我國所需要做的是建立低成本而高效的物流網絡，不僅僅在物聯網、高鐵領域實行技術變革，更要建立國內統(tǒng)一法治體系下的統(tǒng)一大市場，以杜絕各種隱性的封建行為。
為什么中國企業(yè)熱衷于出口，為什么國外超市中的中國制造比國內還要便宜？除了我國出口導向型的貨幣、稅收等政策外，不可忽視的是，國內分割的市場、高昂的中間成本與扭曲的定價機制，與國外高效的定價機制、低廉的物流成本相比，體制性劣勢過于明顯，這成為企業(yè)眼光向外的重要誘因，最終反映到價格受控制的農產品領域。
農產品價格上升，是我們反思制度雙軌制、摧毀山頭林立的地方小市場的重要契機。
除了發(fā)改委等部門四處巡視以高壓降低物價之外，從體制上破除國內外價格雙軌制、身份不同養(yǎng)老等社會保障層級不同的弊端，也正當其時。此次十六項措施中最亮眼的一條是，回應了各方呼吁已久的建立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我們應該為這一著眼于“短期應急措施與建立長效機制相結合”的辦法鼓掌。
抗通脹國債也好，最低保障與物價上漲掛鉤也好，都是對普通民眾生活水準的有效保護。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不動既得利益階層的蛋糕，只印發(fā)貨幣、提高面向低收入階層的保障水準，就會誘發(fā)全面通脹、造成中產收入階層生活水準的全面下降。
農產品價格上漲是物流、市場體制性弊端的終極爆發(fā)，抑制農產品價格當然不是在展示行政威力，而應是行政改革誠意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