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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一季度好于預期的國民經濟整體表現，目前能夠做出的一個重要判斷就是：在當前這場旨在保增長的重大戰(zhàn)役中，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觀調控舉措，已經開始顯現效力。
我國同期的財政收支運行情況支撐了這一判斷。一方面是財政收入同比下降8.3%，另一方面是財政支出同比上升34.8%。財政收入的負向增長與財政支出的逆勢而上同時發(fā)生，這一不同尋常的經濟現象告訴我們，旨在保增長的各項積極財政政策舉措已經逐步落實并正在凸現出它的效力。
從去年10月份以來，圍繞保持經濟平穩(wěn)較快增長這一主線，政府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擴張性的財政收支安排。
財政支出與財政收入兩翼同時并舉、兩條線索協同作戰(zhàn)
如果說上一次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主要放在了擴大財政支出一條線索上，那么，這一次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則是財政支出與財政收入兩翼同時并舉、兩條線索協同作戰(zhàn)。在其中，不僅有擴大財政支出的傳統舉措，也有結構性減稅的新動作。就擴大財政支出而言，不僅有增加政府公共投資的項目，也有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以及實施家電下鄉(xiāng)、汽車下鄉(xiāng)等方面的安排。就結構性減稅而言，不僅涉及到諸如增值稅轉型、兩個企業(yè)所得稅法合并等份額較大的稅種的減收，也有包括個人所得稅、二手房交易稅負、股票交易印花稅等份額相對較小的稅種的減收。因而，可以說，這一次的積極財政政策所實施的是“全方位”的擴張。
在財政收入一翼，實行結構性減稅，為企業(yè)和居民減輕負擔。通過實施企業(yè)所得稅新稅法、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暫免征收儲蓄存款和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個人所得稅、降低住房交易環(huán)節(jié)稅收負擔、調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取消和降低部分產品出口關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并改為單邊征收、調整汽車消費稅政策、允許困難企業(yè)階段性緩繳社會保險費、降低四項社會保險費率等稅費減免舉措，去年共減輕了大約2800億元的企業(yè)和居民負擔。在此基礎上，今年又推出了全面實施消費型增值稅、實施成品油稅費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項行政事業(yè)性收費等新的稅費減免舉措，從而拿出了將減輕企業(yè)和居民負擔約5000億元的“減稅大單”。
在財政支出一翼，擴大政府公共投資并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以此帶動和引導投資和消費需求。繼去年新增中央政府公共投資1040億元并提前安排2009年災后恢復重建資金200億元之后，今年的中央政府公共投資達到9080億元，增加4875億元。這些投資，主要用于農業(yè)基礎設施及農村民生工程建設(2081億元)、保障性住房建設(493億元)、教育和醫(yī)療衛(wèi)生等社會事業(yè)建設(713億元)，地震災后恢復重建(1300億元)、節(jié)能減排和生態(tài)建設(680億元)、自主創(chuàng)新和技術改造及服務業(yè)發(fā)展(452億元)以及包括鐵路、公路、機場和港口等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2317億元)。
除此之外，通過進一步增加對農民的補貼、提高城鄉(xiāng)低保補助水平、增加企業(yè)退休人員基本養(yǎng)老金、提高優(yōu)撫對象等人員撫恤補貼和生活補助標準、對困難群體直接發(fā)放一次性生活補貼等途徑，在不斷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方面投入了2208.33億元。并且，還分別安排了家電下鄉(xiāng)補貼200億元和汽車下鄉(xiāng)補貼50億元，以實施家電和汽車下鄉(xiāng)補貼政策。
諸如此類的各項擴張性財政舉措的陸續(xù)推出并逐步到位，顯然是促成當前我國經濟呈現積極變化的重要力量。
積極財政政策擔負了“主攻手”的作用
對于積極的財政政策，我們并不陌生。十幾年前的那次東南亞金融危機，曾為積極財政政策的操作搭建了平臺。正是憑借著以“增發(fā)國債——擴張支出——拉動內需”為主要線索的一系列擴張性財政舉措，才使我們走出了通貨緊縮的陰影，并使經濟重返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的軌道。只不過，當前這一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牽涉的范圍更廣，影響的程度更深，帶來的壓力更大。故而，積極財政政策的操作，用溫家寶總理的話講，必須“更直接、更有力、更有效”。
作為2009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要保持經濟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固然可以操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兩種手段，但是，在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勢下，貨幣政策的作用至少遇到了來自兩個方面的挑戰(zhàn)。一方面，產能相對過剩，使得企業(yè)的投資機會變得稀少。另一方面，就業(yè)預期下降，使得消費者不得不增加儲蓄。其結果，貨幣政策的適度寬松也好，極大寬松也罷，它對于擴大企業(yè)投資和居民消費的功效，是肯定要打相當折扣的。這意味著，財政政策已經被推到了宏觀調控的最前沿。因而，可以說，這一次的積極財政政策所擔負的是“主攻手”的角色。
必要時寧肯以財政收支的不平衡來換取經濟社會的穩(wěn)定發(fā)展，既是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也是我國在財政政策選擇問題上始終遵循的基本原則。上一次長達7年之久的積極財政政策實踐，是在我們付出了國債和赤字規(guī)模雙雙激增的昂貴代價之后取得的。那么，這一次的積極財政政策操作，僅在第一年，就安排了高達9500億元的赤字和相應規(guī)模的國債發(fā)行。因而，可以說，這一次的積極財政政策所需付出的代價更大。這固然會帶來財政收支平衡上的困難，但是，若能以財政困難的暫時加大換得一個經濟盡快回暖和盡快回歸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軌道的局面，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值得付出的代價。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財貿所副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