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萬達集團在紐約佳士得以2816.5萬美元(折合人民幣1.72億元)成功競得畢加索作品《克勞德和帕洛瑪》(又名《兩個小孩》)，成為當晚略顯慘淡的讓·克魯吉耶爾(Jan
Krugier)收藏專場的亮點。彭博社發(fā)布新聞，繼而全世界都在耳語——“中國首富買下了畢加索名畫”。萬達今次不惜重金購下畢加索作品，是否預示著本土藝術市場正在向著國際化蛻變？而作為全球最大的藝術品交易市場，中國將如何建立起有說服力的世界性藝術收藏？
畢加索是藏家名片
借收藏西方經(jīng)典繪畫以走向世界藝術市場，畢加索是不二之選。畢加索是極富創(chuàng)造性和想象力的畫家，也是西方美術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其作品價位在藝術拍賣榜單上長期高居不下。極少有人能系統(tǒng)地收藏畢加索，畢加索就好像一張名片，有實力的藏家都以擁有其作品為自豪和標志。
《克勞德和帕洛瑪》創(chuàng)作于1950年，圖中的孩童是畢加索和小他41歲的情人弗朗索瓦絲生下的兩個孩子。畢加索創(chuàng)作這幅畫時已年近70，但很難說這是他的“巔峰之作”。在佳士得紐約夜場，這幅畫估價為900萬美元至1200萬美元，最后被萬達集團以2816.5萬美元競得。萬達藝術品收藏負責人郭慶祥在拍賣后表示，萬達對于畢加索這幅畫的心理價位是5000萬美元，以2816.5萬美元拿下簡直就是“撿漏”。
從孤立的事件上看，萬達是當了一次“冤大頭”，斥重金只買下一幅畢加索的小畫。從長遠的意義上看，萬達拋出的5000萬美金的心理價位，不是對《克勞德和帕洛瑪》的心理價位，而是購買進入世界級藏家俱樂部門票的心理價位。根據(jù)“2013年胡潤百富榜”，萬達集團總裁王健林成為中國首富。這2816.5萬美元，是王健林向世界頂級藏家集團拋出去的橄欖枝。選擇紐約佳士得和選擇畢加索，都是意味深長的舉措。萬達希望用畢加索敲開世界級藏家俱樂部的大門，為了制造一個漂亮的登場，2816.5萬美元對萬達來說，只嫌不夠貴。
購買畢加索絕非王健林的個人行為，而是一種企業(yè)行為。將畢加索當做資產(chǎn)來運作，王健林和他的團隊展示了足夠的精明與野心，也顯示出對西方藝術認知上的局限和不足。我們不知道他的藝術品收藏投資專家團隊由誰組成，但作為喉舌的郭慶祥的許多言論——不論對畢加索畫作的定位和闡釋，還是對當代藝術的無端斥責——都顯得老套、保守、不夠專業(yè)。成功的藏家背后必須有一位(或幾位)目光老辣、學識豐富、高度敏感的顧問。如上世紀最偉大的收藏家之一佩吉·古根海姆女士，從一開始辦畫廊就依靠杜尚這樣的人指點。
因此，批評家朱其才說：“我認為當前國人收藏西洋藝術的形勢并不樂觀。因為錢不是問題，問題是國內(nèi)藏家缺乏藝術史訓練，對藝術價值的判斷能力也成問題。雖然藏家身邊都能召集起一個專家團隊，但現(xiàn)在不靠譜的專家太多。”王健林需要尋找他自己的“杜尚”。
大勢所趨的國際化
中國的藝術品交易市場一直是本土市場，無論是公立博物館、美術館，還是私人收藏，都極少涉足西方藝術。本來就缺少資金的公立美術館，支持本土創(chuàng)作的能力尚且有限，更不會花錢購買價格高昂的西方美術作品，即便擁有西方藝術藏品，也大多來自私人捐贈。另一方面，私人藏家因為“民族情結”或者“家鄉(xiāng)偏好”，也更傾向于收藏本土和本地的藝術。
談到中國藏家之所以很少涉及西洋藝術，藝術經(jīng)濟學家馬健歸納了以下原因：“一是接觸機會。雖然中外文化交流越來越多，但從藝術鑒賞和藝術收藏的角度來看，中國藏家近距離親密接觸西洋藝術的機會還是遠遠小于接觸中國藝術的機會。二是文化差異。中西文化的差異，對藏家的審美偏好、價值判斷和收藏興趣都會產(chǎn)生潛移默化的重要影響。三是收藏慣性。從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收藏史來看，西洋藝術一直就不是中國藏家重點關注的內(nèi)容，這種收藏慣性的改變不可能是一夜之間的，要變也是緩慢漸變。”
但是，藝術市場的國際化也是大勢所趨。國際化是雙向運動，一方面是本土藝術走出去，一方面是西洋藝術走進來。中國嘉德、北京保利等領銜的本土拍賣行已經(jīng)在香港和國外設立分部并進行試拍，與此同時，世界著名拍賣行佳士得和蘇富比也已開始分別在上海和香港高調布局，將中國市場作為其亞洲戰(zhàn)略的重要部分。
近幾年，大型國際藝術博覽會和拍賣場上也閃現(xiàn)著中國藏家愈來愈活躍的身影。雖然其關注點主要在回流文物，也不乏有人對西洋藝術做試探性的收藏，中國本土拍賣市場的繁榮和藝術買手強大的資本實力也讓西方人刮目相看。近期佳士得紐約秋拍一開頭便收成慘淡，證明了全球藝術市場的購買力進一步分散，市場本身在向著多元化、多極化發(fā)展。如此看來，著手建立世界性藝術收藏的時機似乎正悄然成熟。
資本、修養(yǎng)與契機
中國新貴如何才能真正地建立起具有說服力的世界性藝術收藏？中國藝術產(chǎn)業(yè)研究院副院長西沐認為：“消費世界級的藝術品具有很高的門檻。首先需要財富積累達到一定水平，其次需要世界化的視野不斷形成。”即便中國新貴滿足第一個條件，形成世界化的審美和收藏視野，卻不是朝夕之間的事。值得慶幸的是，中國藝術交易市場近幾年一直在理性回調，而藏家也在摸爬滾打里變得更為清醒和審慎。
除了必要的資本和藝術修養(yǎng)，歷史契機也是成就收藏的重要條件。盧浮宮收藏有近3萬件中國藝術品，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文物也多達2.3萬件。是西方人更具有前瞻性眼光和世界性視野嗎？并非如此。近代中國積貧積弱、時局動蕩，圓明園兩次被劫，敦煌文物流失，清乾隆、慈禧墓被盜竊，以及溥儀竊走故宮書畫古籍……諸多事件，創(chuàng)造了外國收藏中國文物藝術品的時機。
近幾年歐美經(jīng)濟低迷，藝術市場處于價格洼地，為中國藏家提供了契機。但任何成功的收藏都需要有規(guī)模、成體系。而藝術史上的扛鼎之作，比如莫奈的“睡蓮”、塞尚的靜物、梵高的“向日葵”，并不是有錢就能買到的。大部分西方經(jīng)典藝術早已塵埃落定，西方博物館和藏家不可能將這些藝術瑰寶傾倒給有錢的中國人。目前來看，中國要打開世界性的收藏格局還尚需時日。
朱其建議，收藏不僅應該面向世界，而且應該面向當代，因為“收藏一定要占到先機”。只有在作品不斷生成、價值尚未定論的當代藝術領域，才有空間讓中國藏家搶占灘頭，與西方同儕分庭抗禮。
此外還有“收藏的民族性”問題。馬健說：“如果將藝術品分為不同‘板塊’，那么，在中國藏家尤其是老一輩藏家眼里，西洋藝術依舊是一個心理距離相當遙遠的板塊。這個板塊在中國的激活，不是靠一兩家大企業(yè)或者一兩個大藏家就可以做到的。所以，這個標志性事件之后，關于中國西洋藝術收藏的話題多半又會冷清許久，直到下一個西洋藝術大展或者拍賣天價出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