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安倍政府來說，最為理想的政策愿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出口在大幅貶值的日元幫助下有力反彈；日元貶值帶來進口產(chǎn)品價格大幅上揚，國內居民在通脹預期的威脅下加大消費支出；企業(yè)在居民消費增長的帶動下加大投資；在出口、消費和投資三項利好的推動下，日本股市水漲船高；資產(chǎn)價格的上升帶來的財富效應又會進一步刺激消費和投資，從而使得日本經(jīng)濟進入良性循環(huán)。所以，在安倍的政策中，日元貶值是核心。
安倍之前的多任首相均曾試圖打壓日元，但無一成功。安倍將前任們的失敗歸因于兩條：一是行動上干預力度不夠大，難以取得市場共識；二是輿論引導上過于低調，未能激發(fā)私人投資者打壓日元的熱情。所以安倍上臺前后一方面不斷公開發(fā)表講話誓言打壓日元，將強勢日元描繪成日本經(jīng)濟疲軟的罪魁禍首，做足了打壓日元的輿論準備；另一方面則大舉進行財政刺激，同時效仿美聯(lián)儲大力鼓吹無上限的量化寬松政策，并將2%的通貨膨脹目標作為無上限量化寬松的標靶。
上述兩項舉措實際上建立了一個較為可信的市場承諾，即日本政府在通脹達到2%之前，是不會停止對日元匯率的打壓的。恰好安倍上臺之際正值日本國際收支經(jīng)濟項目由常年順差轉為逆差，這意味著強勢日元最為重要的一根大梁出現(xiàn)裂縫，因為全世界的金融學畢業(yè)生都學過的一個基本常識是：經(jīng)常項目順差國貨幣一般傾向于升值，而逆差國貨幣則傾向于貶值。于是國際投機資本做空日元的熱情被極大激發(fā)，在日本央行尚未全面展開量化寬松之前就將日元匯率大幅壓低。
然而，一旦日元開始貶值，如何貶值就馬上成為安倍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日元貶值雖然有利于日本經(jīng)濟，但這并不意味著日本政府可以任由日元無下限地貶值。日本政府過于強硬的態(tài)度很容易給市場造成日元將持續(xù)貶值的預期，一旦這種預期得不到控制，必然刺激資本持續(xù)流出日本。因為日本國內的利率很低，而歐洲、美國以及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率則相對較高，在當期的利差收益以及未來的日元貶值帶來的匯兌收益雙重誘惑之下，日元資本的大規(guī)模外流會給日本國內融資成本帶來較大的上行壓力，其中最大的危險就是日本政府自身財政的可持續(xù)性。
截至2013年3月底，日本國債余額約814.3萬億日元，這意味著國債收益率每上升一個基點，日本財政的利息支出就要上升約814億日元，而隨著刺激政策的推進，日本國債規(guī)模必將進一步攀升，國債收益率上行帶來的財政壓力將快速增大，這對于國債發(fā)行收入已經(jīng)超過稅收，還本付息占財政支出比重超過五分之一的日本政府來說，是難以承受的。為了規(guī)避這一風險，日本央行試圖通過增大長期國債購買量的方法抑制收益率的上升，但結果并不令人滿意。近期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基本在0.8%上方，遠遠高于4月5日0.32%的年內最低值。
如果不能有效壓低國債收益率，日本財政的脆弱性就會日益顯著，市場就有理由懷疑日本的經(jīng)濟刺激政策能否長期維持下去。而日元貶值進程的中斷則會抑制日本的資本外流，進而幫助抑制日本國債債券收益率的上行。
因此，對于日本政府來說，日元升值自然是討厭的，但任由日本貶值預期泛濫更是不可容忍的。對于日本政府來說，將日元從2007年以來的強勢升值行情中解脫出來是第一步，第二步則是讓日元在一個相對較低的價位區(qū)間形成雙向波動，從而既避免日元陷入大升大貶的無序狀態(tài)，又避免市場對日元形成強烈的長期貶值預期。這也是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在日元升值過程中較為沉默的主要原因。
筆者看來，日元始于去年四季度的貶值行情已經(jīng)結束，低位震蕩料將持續(xù)，而90-105區(qū)間似乎是日本政府愿意接受的中期波動區(qū)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