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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漢生在介紹他的文物收藏目錄。記者
程敏/攝 |
“這是3824張登記表，每一張登記表都記載著一位武昌辛亥首義志士的革命歷程。”在位于武漢市黃石路一家古玩城里，收藏愛好者沈漢生翻著一摞“辛亥首義同志會整理委員會會員申請表”復印件對記者說。
沈漢生說，這些申請表的原件本是他家的私人藏品，現(xiàn)在已經(jīng)轉(zhuǎn)給上海孫中山故居博物館了。
在打響推翻兩千余年封建專制帝制第一槍的中國中部城市武漢市，“辛亥”、“首義”等近代歷史典故至今仍深入人心，不僅有大批歷史遺跡遺址遍及武漢三鎮(zhèn)，還有大量散落民間的文物資料，被一些收藏愛好者視為珍寶，“專題收藏”。
“辛亥收藏第一人”
生于1944年的沈漢生被業(yè)內(nèi)稱為“辛亥收藏第一人”。
他介紹說，自己的父親生前保存了大批辛亥革命時期的文物，自己又畢一生之力保護和收集，他收藏的辛亥文物超過1500件，如刻有“民國十年，孫文”字樣的鎏金梅花劍、據(jù)稱為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時所戴綬帶、黎元洪1912年準備送給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紅木匾額等等。
而沈漢生所收藏的辛亥首義同志會會員申請表和會員名冊、會員證底簿等文物，收錄辛亥革命參與者名單齊全、組織資料完整。2007年，湖北省首屆文物鑒賞評選“十大民間寶物”，“首義同志會全體會員總冊”名列榜首，被評價為“至今發(fā)現(xiàn)最早、人員最全(3824名)、品相最完整的會員總冊，是研究辛亥首義的珍貴資料”。
2008年，湖北省第二屆文物鑒賞評選“十大民間寶物”，沈漢生收藏的“辛亥首義同志會整理委員會會員證底簿”再度入選，評選證書上描述道：“辛亥首義同志會整理委員會會員證底簿，是民國三十八年4月28日(1949年)造冊登記，此冊登記人員都是參加推翻清王朝并經(jīng)政審合格，領取會員證的人員，在冊人員共900余人，是研究辛亥革命的重要歷史文獻，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記者了解到，辛亥首義同志會于1946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創(chuàng)立，是當時全國最有影響的辛亥革命紀念組織，會員為當時健在的參加過武昌起義的革命志士。1949年辛亥首義同志會重新登記會員、整理名冊。
在沈漢生收藏的會員申請表中，記者看到每一位會員的翔實資料，包括當時的年齡、住址、家庭狀況，以及“辛亥前經(jīng)歷”、“首義時期經(jīng)歷”、“民國后的經(jīng)歷”等等，甚至包括他們在參加文學社、日知會等組織時的“秘密口令”，都有細致記述。
“這些都是最真實的歷史資料，串在一起就是一部真實的武昌首義史，如果刻成碑林，將是何其生動豐富而又壯觀。”沈漢生說。
史料豐富了“辛亥故事”
與沈漢生不同，39歲的彭偉沒有家傳淵源，但他對辛亥革命相關文史資料的興趣卻十分濃厚。這位普通警員收藏各種古書、史料已有近20年歷史，搜集有關辛亥革命的各種史料500多種1000余冊。
“這本《鄂軍大都督黎元洪手札》1911年出版，收錄了軍政府照會漢口領事團、黎都督照會各國領事、鄂軍都督黎通告將校軍士文、鄂都督黎元洪致滿政府書、‘中華民國’鄂軍都督祭告天地文等重要文獻。”彭偉說。通過搜集到的《武昌開國實錄》《武昌兩日記》《辛亥武昌首義記》等史料，他看到了更加豐富生動、真實全面的“辛亥故事”、歷史細節(jié)：黎元洪并非以往人們說的“床下都督”；1911年10月10日晚工程八營第一個開槍的人叫程正瀛……
最近，彭偉剛剛淘得一份熊秉坤1961年在北京參加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時的發(fā)言稿，他對此視若珍寶。發(fā)言稿中，熊秉坤記錄了自己與“末代皇帝”溥儀在國宴宴席上見面的場景：“后來，張執(zhí)一部長介紹我跟他見了面，說是第一槍打他的，溥儀一聽，連忙又敬了一杯酒。我倒緊張了一下，想到這如何說好呢？倉促之中，我說了一句，那是幫助。溥儀拉到我的手說：謝謝。這真是說明共產(chǎn)黨的偉大，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勝利，現(xiàn)在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成了一家人了。”
“這是多么生動的歷史，熊秉坤老人坦率耿直的性格躍然紙上了。”彭偉說。
民間收藏保存了歷史
熊秉坤之子、85歲的熊輝老人說，辛亥首義志士，以天下為己任，敢為天下先，爭做愚公，他們行大愛，風雨同舟履行了歷史賦予他們的職責，也留下了許多舊址遺跡、各種文物史料，既有物質(zhì)的，也有精神的，其底蘊十分豐厚，閃爍著辛亥革命精神的光芒。
民間收藏愛好者們也希望通過自己的收藏，真實地保存歷史、記錄歷史，并讓更多民眾深入地了解辛亥革命、理解辛亥革命的精神和歷史意義。不久前，為紀念辛亥革命百年，彭偉在湖北省檔案館和湖北省收藏家協(xié)會的幫助下，將自己的收藏向市民免費展出。
沈漢生一度期望能開辦自己的私人博物館——“辛亥首義鐵血博物館”，還在全國進行了多年巡展，但現(xiàn)在，他已讓這些文物大部分留在了上海孫中山故居博物館。他說：“我相信，在那里這些文物的歷史價值必然得到更深入的發(fā)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