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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信用評級與金融安全·專家論壇
現代金融，無信不立。然而，國家與機構的信用高低，卻由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三大評級機構說了算。2009年12月，三大機構先后降低了希臘國家信用評級，希臘的融資成本迅速增加。與此同時，三大機構對波羅的海三國、愛爾蘭、英國、西班牙等歐洲眾多國家實施評級警告，一時間，幾乎整個歐洲地區(qū)風聲鶴唳，債務危機陰霾籠罩。《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暢銷書《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于1996年在其專欄發(fā)表評論：“我們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的世界里，一個是美國，一個是穆迪。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用債券降級毀滅一個國家；有時候，兩者的力量說不上誰更大”。雖然他們說自己是“言論自由”、“市場行為”，但從他們的標準和所發(fā)生的事實來看，似乎并不那么科學和公正。
三大評級機構受到美國政府的有力庇護
●美國證券與交易委員會(SEC)于1975年認可穆迪、標普、惠譽三家公司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NRSRO)，并規(guī)定，外國籌資者在美國金融市場融資時，必須接受擁有NRSRO的評級公司的評估，由此確立了三大機構的壟斷地位。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將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論自由”的公民權授予三大機構，使之能夠逃避因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學評級而招致的法律責任。
三大機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一言九鼎，直接影響一國的主權與安全，這是因為它們有一種介乎市場私權與政府公權或兼有私權與公權的獨特影響力。
三大機構經過百年的積累，在市場上樹立起了一定的公信力，但是其主要權力還是來自政府：
首先，美國政府授予的壟斷經營權。美國證券與交易委員會(SEC)于1975年認可穆迪、標普、惠譽三家公司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NRSRO)，并規(guī)定，外國籌資者在美國金融市場融資時，必須接受擁有NRSRO的評級公司的評估，由此確立了三大機構的壟斷地位。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將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論自由”的公民權授予三大機構，使之能夠逃避因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學評級而招致的法律責任。實際上，多數針對三大機構的訴訟都以敗訴收場，因為它們的評級屬于“意見”，因此受到法律的有力保護。
其次，政府認可強化。三大機構的評級結果為美國監(jiān)管部門所認可，并作為重要的監(jiān)管指標來監(jiān)督金融機構，如規(guī)定銀行、保險公司、養(yǎng)老基金不能購買低于一定等級的債券，以及金融機構資產組合的質量由外部評級機構來測算等。作為美國金融機構的“最后借貸人”的美聯儲，直接要求與其往來的金融機構的抵押品，一定要獲得三大機構給出的可投資級別。這無形中將一個民間中介服務機構的私權轉化成了公權。長期以來，美國標準就是國際標準，因此很多國家的監(jiān)管部門便沿用或默認美國的做法，如此便自然擴張了三大機構的權力。
第三，美國政府的極力庇護。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評級公司肆意出售AAA等高等級評級，SEC嚴格限制其他公司進入資本評級市場。在2001-2002年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財務丑聞發(fā)生后，SEC在諸多壓力下，也只增加了包括多美年(DominionBondRatingServiceLtd.)在內的為數不多的幾家評級公司為NRSRO，但是這根本無礙三大機構尤其是穆迪與標普的壟斷地位。此外，名義上，信用評級受SEC監(jiān)管，但事實上三大機構極少向SEC報送相關資料，SEC的例行檢查以往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長期以來，三大機構幾乎沒有受到任何監(jiān)督。沒有監(jiān)督的權力總是會傾向腐敗，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真理。個人如此，政府如此，評級機構也是如此。
三大機構所標榜的“科學”集中在評級模型上，然而所謂評級模型，其科學成分有多少也值得懷疑。況且，評級模型以及相關數據很少更新，在美國，一般是半年甚至一年，對新興市場時間更長。全球化下的經濟越來越變幻莫測，評級公司“以不變應萬變”明顯不合時宜。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3月撰文指出，從數學意義上講堪稱一流的模型，也無法捕捉到驅動全球經濟的全部主要變量，更難以預測出金融危機或經濟衰退的出現。當評級公司不斷出錯，屢屢跌破人們的眼鏡時，社會便呼吁要評級公司公布評級模型，深受其害的歐盟早就要求美國增加評級機構評級的透明度，但是都遭到美國的拒絕。美國當局稱，評級模型作為評級技術的載體，是評級機構的核心競爭力，應該受到保護。2006年9月29日美國出臺的“信用評級法案”(TheRatingAgencyAct)規(guī)定，評級模型可以作為商業(yè)機密受到保護。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fā)后，對三大機構的批評與指責如潮。美國政府也信誓旦旦要對三大機構進行嚴厲監(jiān)管與整肅。但是，從奧巴馬政府公布的評級機構監(jiān)管方案來看，沒有改變發(fā)行人付費(issuer-pay)的經營模式，因而無法解決目前評級行業(yè)存在的“利益沖突”這一基本問題。發(fā)行人付費經營模式可以保證評級機構獲得持續(xù)而穩(wěn)定的壟斷收益，因此對政府的不改變發(fā)行人付費經營模式的改革草案，三大機構都持審慎歡迎態(tài)度。美國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懷特(LawrenceJ.White)認為，奧巴馬政府只是抓住了評級機構的“衣領”晃了幾下，然后說了一句“好好做”。
國際信用評級標準就是美國的標準
●人均GDP排名靠前的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三國，赫然位列世界凈債務國行列；相反，人均GDP不高的國家，其經濟結構符合國情，財政收支狀況和國民儲蓄較好，經濟增長前景明朗，應具有較高的舉債空間和償還能力。人均GDP排名分別是第54和105名的委內瑞拉和中國，已進入世界前10位凈債權國行列。但是，三大機構給澳、美、加三國的AAA信用級別長期保持不變，而給委、中分別是B+和A+。如此的評級結果，可謂顛倒黑白。
美國政府一直在支持、鼓勵、庇護三大機構的壟斷。在“千呼萬喚始出來”的金融監(jiān)管改革草案中，美國政府在評級機構特別關注的經營模式上并沒有“為難”三大機構，主要是“換取”評級機構維持其信用評級標準不變。而這些集中體現美國世界觀與價值觀的國家信用評級標準，恰恰是國際信用評級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學的根源，是信用評級改革的關鍵所在。三大機構的國家信用評級標準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按西方民主政治理念進行國家政治排序。把信用評級政治化，即用政治標準衡量一個國家的債務償還能力，“風馬牛不相及”；用西方的政治體制與經濟發(fā)展關系的理念，來評價各國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作用，嚴重背離國際現實，割裂了政府對經濟發(fā)展的管理能力與償債能力之間的聯系。簡單地將西方的政治理念作為衡量所有國家政治風險或制度實力的標準，有不加區(qū)分地推行西方價值觀之嫌。
二、按“華盛頓共識”落實情況進行國家經濟健康程度排序，即將一國經濟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國際化(對外開放)程度作為判斷經濟結構和經濟前景的主要依據。世界經濟發(fā)展史證明，過分強調不加選擇的經濟開放不僅使發(fā)展中國家頻發(fā)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即便能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也一再地陷入周期性經濟衰退乃至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取得的穩(wěn)定而巨大的進步，表明中國這個經濟體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活力。私有化、自由化、國際化程度與經濟增長并沒有必然聯系。2007-2008年次貸危機的爆發(fā)以及西方國家政府對金融機構的國有化挽救，再一次證明“華盛頓共識”政策主張的荒謬。
三、按人均GDP進行國家經濟實力排序。三大機構認為，人均收入高則國家債務承受能力強，因此人均GDP指標是反映國家經濟實力的核心指標。但是，人均GDP無法完全反映一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如一些資源輸出富國；人均GDP無法反映經濟的多元化程度和經濟活力；人均GDP更無法反映國家債務償還能力，因為人均GDP高的國家，一方面政府的財政赤字規(guī)模可能很大，償還債務缺乏充足的財政收入支持，另一方面國民儲蓄也可能很低，這就限制了政府在國內發(fā)債融資的能力。2008年底，世界外債總量為59.5萬億美元，其中人均GDP高的發(fā)達國家為55.9萬億，占94%。外債總量排名前15位的均為發(fā)達國家，凈外債排名前15位的國家中有10個是發(fā)達國家。人均GDP排名靠前的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三國，赫然位列世界凈債務國行列；相反，人均GDP不高的國家，其經濟結構符合國情，財政收支狀況和國民儲蓄較好，經濟增長前景明朗，應具有較高的舉債空間和償還能力。人均GDP排名分別是第54和105名的委內瑞拉和中國，已進入世界前10位凈債權國行列。但是，三大機構給澳、美、加三國的AAA信用級別長期保持不變，而給委、中分別是B+和A+。如此的評級結果，可謂顛倒黑白。
四、將“獨立的中央銀行”和“貨幣為國際通貨”作為高等級的必要條件。在標普的級別定義中，“央行獨立”和“國際通貨”作為AAA級所必備的條件。著名美國學者邁克爾·赫德森認為，美國使發(fā)展中國家的中央銀行保持獨立，其實就是剝奪該國的貨幣主權和金融主權，使該國不能有效地穩(wěn)定經濟，也不能為該國長遠經濟發(fā)展計劃融資，而成為西方資本的附庸。當今諸多國際儲備貨幣發(fā)行國債務日益增加，自身創(chuàng)造財富的速度趕不上國家負債增速，國民儲蓄又低，資不抵債的現實已使一些國家陷于近乎破產的境地。國際儲備貨幣發(fā)行國通過本幣貶值堂而皇之地向全球輸出其債務，公然無償地掠奪他國財富。把“貨幣為國際通貨”作為AAA級的必要條件，再次暴露出現行評級標準維護西方債務國利益的根本立場，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發(fā)放進入資本市場的通行證，而不是在真正揭示各國信用風險，顯然喪失了公正性。
五、將政府的融資能力作為第一還款來源，片面強調流動性對主權債務履行的保障作用。正常而言，債務人是以新創(chuàng)造價值而形成的現金流量作為債務償還能力的基本保證的，而不是以“借新還舊”能力為先決條件，這是信用關系得以存在和穩(wěn)定發(fā)展的基石。評級機構的責任就是遵循這一規(guī)律，進而去解釋與發(fā)現信用風險。近15年來，國際債權債務格局發(fā)生了重大逆轉，多數發(fā)達國家變成凈債務國，新興經濟體成為債權國。然而，三大機構給予償債風險較高的西方債務國高信用等級，使其節(jié)省了巨額借款成本。以十年期國債利率估算，每一信用級差形成的融資利差為109個基點，根據2008年底發(fā)達國家外債總額推算，每年可節(jié)約7826億美元的發(fā)行成本，十年節(jié)省近8萬億美元。而這個數字是發(fā)達債務國應該付給債權國與債權人的正常借款利息。因此，三大機構把舉債融資能力作為還債第一來源的評級思想，正是國際債權債務格局發(fā)生根本性變化，發(fā)達國家主要依靠借款維持經濟運行的債務型經濟模式內在需要的反映。
中國利益在信用評級中受到的損害
●由于一國機構、企業(yè)評級不得超過該國主權評級。因此，中國的企業(yè)、機構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機級”。一方面將中國金融機構定為“垃圾等級”，另一方面卻高調肯定中國金融機構參與國際化的努力，并示意只要積極參與國際化，引進海外投資者，就能獲得更高評級。
多年來，三大機構長期堅持以美國的價值觀來審視亞洲文化與市場環(huán)境，以至于它們對亞洲進行評級時總是“另眼相看”，對中國則更是“特別關注”。中國經濟高增長和良好發(fā)展預期全球為之矚目。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2萬億美元，國外凈資產占GDP的36%，只有挪威、瑞士、日本、香港和新加坡這幾個高評級的發(fā)達經濟體，才擁有堪與中國一比的國際投資狀況。
但是，2004年前，標準普爾始終維持其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10年不變的BBB級(“適宜投資”的最低限)。由于一國機構、企業(yè)評級不得超過該國主權評級。因此，中國的企業(yè)、機構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機級”。2004年迫于中國的壓力，標準普爾將中國的主權評級調升到BBB+，2005年調為A-；2006年再調為A。2008年8月，在美國次貸危機的沖擊下，整個發(fā)達國家經濟風雨飄搖，新興大國成為全球經濟汪洋中為數不多的安全島，而中國更是全球經濟冰河中極少的陽光地帶，如此標準普爾才把中國的信用評級由A調至A+。具有濃重諷刺意味的是，當被評為“頂級”債券成為廢紙，長期擁有AAA評級的美國請求擁有A+評級的中國營救之時，誰虛誰實，不言而喻。大債權國與大債務國之間信用等級倒掛，不僅顯示的是信用等級的荒謬與可笑，而且導致中國政府、特別是企業(yè)海外融資成本大大增加，嚴重影響中國政府和企業(yè)的國際形象。當然，未來中國的主權信用等級也有可能上調，但是依照三大機構的主權信用評級標準，中國根本不可能獲得AAA等級。而負債累累幾近破產的美國卻長期坐擁AAA等級，毫無降級之虞，如此美國每年可以節(jié)省數千億美元的利息支付，而這本應是中國等債權國的合理、合法收益。
三大機構不僅影響中國的融資成本與國家形象，而且還積極引導、誘導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方向，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方向。2003年底，標準普爾宣布除國家開發(fā)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兩家政策性銀行以外，其余的13家商業(yè)銀行都在BB以下，不具備投資價值。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將中國金融機構定為“垃圾等級”，另一方面卻高調肯定中國金融機構參與國際化的努力，并示意只要積極參與國際化，引進海外投資者，就能獲得更高評級。于是乎，中國金融機構都努力隨著吹笛者的節(jié)奏而起舞，紛紛股改上市、走向國際，引進境外投資者。而相互間的惡性競爭又給境外投資者壓低中國金融機構的報價提供便利。2005年10月27日，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的公開發(fā)行價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給戰(zhàn)略投資者——美國銀行的價格僅為每股1.19元。
三大機構利用中國金融領域對評級的不甚了解以及監(jiān)管的漏洞，通過對中資評級機構的收購控制，令中資評級機構迅速邊緣化。目前，三大機構已占據中國主要直接融資產品市場70%以上份額，廣泛滲透到包括國防、能源、電信等戰(zhàn)略行業(yè)在內的各行各業(yè)，并建立起包括重點骨干企業(yè)、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部門等主體在內的較為全面的中國經濟數據庫。中國信用評級業(yè)正繼會計審計業(yè)之后，面臨三大機構全面掌控、壟斷的危險。信用關系正在成為中國現代社會的經濟基礎，信用關系穩(wěn)定直接關系到經濟穩(wěn)定、社會穩(wěn)定乃至政治穩(wěn)定。如今，美國已經掌握了中國評級話語權，掌控中國金融穩(wěn)定的命門，直接威脅中國的經濟安全。
作者簡介
江涌，經濟學博士，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主要從事經濟安全與世界經濟理論研究，參加過多項國家重大課題研究。在《求是》雜志、《瞭望》周刊、《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fā)表論文150余篇，經濟學隨筆200余篇，有《中國困局》、《獵殺“中國龍”》等多部專著。在《世界知識》與《國有資產管理》雜志開設“中國經濟安全”與“安全與戰(zhàn)略”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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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給錢垂死的病人也可以開“健康證”
美國評級機構給美國次級債務約75%以AAA評級，10%以AA級，另外8%以A級，只有7%被評為BBB級或更低。但是實際上，2006年第四季次級債務違約率達14.4%，2007年第一季就增加到15.7%，與評級機構的評估結果相差甚遠。相關評論家認為，這有如給予一個垂死的病人，開出了一張健康良好的體檢證明，荒謬異常。在雷曼兄弟倒閉前數天，穆廸曾給該投行的債務以A2評級；而在美國國際集團(AIG)2008年9月被美國政府接管前一個星期，穆廸還給該保險巨頭無保擔債券Aa3的評級。次貸危機發(fā)生中，評級機構通過給有毒證券資產(主要是次級房貸)提供高評級，賺個盤滿缽溢，總收入由2002年的30億美元升至2007年的60億美元，其中穆迪的盈利在2000-2007年間上升了三倍。
對內對外雙重標準
三大機構用不同的標準來衡量本國和他國的信用等級。它們對美國本土市場存在的問題經常視而不見，對他國的金融市場動態(tài)則往往“明察秋毫”。它們向來偏袒美國以及美國公司，對其負面問題往往視而不見。2009年12月，希臘財政赤字達到GDP的12.7%，因為遠遠超過《穩(wěn)定與增長公約》所規(guī)定的年度GDP3%上限而被三大機構相繼調降評級。與此同時，截止到2009年度年美國財政赤字約占GDP的12%，國債累計約為GDP的80%。兩大數字都較歐盟總體赤字水平(分別為7.5%與79%)為高，但是穆迪對AAA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的展望仍然維持在“穩(wěn)定”，表明未來18個月內評級不會改變，卻對歐盟多個國家發(fā)出警告。此外，與美國親善的國家，一般都會受到“特別關照”；相反與美國關系不和、或不合作的國家，往往會受到“特別關注”。2007年4月，穆迪投資者服務機構稱，韓國主權信用評級可能隨著韓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宣布而得到提高。
聽不聽話大有區(qū)別
三大機構用降低或威脅降級來懲罰那些“不聽話”的公司或國家。《華盛頓郵報》曾指出，2003年漢諾威保險在接受兩家評級機構而拒絕另一評級機構的評級后，被拒評級機構便在提供“免費評級”時，把漢諾威保險的信用評級降至“垃圾級”，引起市場拋售，數小時之間市值損失1.8億美元。有研究顯示，東南亞金融危機與美國對東盟吸納緬甸加入不滿的一次政治報復，而穆迪和標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馬來西亞總理就此嚴詞批評西方評級公司缺乏客觀，助紂為虐。美國執(zhí)意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德國一直加以反對，兩國的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國企業(yè)接二連三地被標普降低評級，由此導致包括最大的鋼鐵制造商蒂森·克虜伯在內的相關企業(yè)股價跌至歷史最低。德國政商界普遍認為，這是德國向美國“說不”而招致的報復。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亞權全力支持美對伊戰(zhàn)爭，標普將澳外匯債務評級升至A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