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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國是與中國經貿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國家；由于美方近日密集推出對華經貿爭端措施，而且再次高調提出人民幣匯率問題；由于中國是全世界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大國；由于此起彼伏的貿易爭端雖然直接影響的貿易份額并不算大，卻不成比例地放大了中國出口商和投資者的不確定性；由于美國是對全球貿易和貿易規(guī)則影響最大的國家，其舉措具有無可比擬的示范效應；所以，在奧巴馬首次訪華時，經貿爭端議題理所當然地吸引了眾多國人的注意力。相信中方也必定會在此次國事活動中就貿易爭端議題著力向美方交涉。
然而，筆者以為，站在我們的立場上，過度關注中美貿易爭端是不合適的。
為什么？當然不是為了如同某些部門、某些人所熱衷的那樣在美國總統(tǒng)來訪時不對稱地“創(chuàng)造良好氣氛”，那種只約束中國輿論而對美方敵意輿論毫無影響的做法，只能讓對方在平白享受我方單方面拱手相送的主動之后再“義正詞嚴”地指責我們“缺乏言論自由”。筆者提出這一點，只是因為：過多把注意力集中在經貿爭端上，可能會把我們的眼光從真正應當關注的長遠目標上轉移開，更令我們在處理對美關系中平白喪失主動，而這又可能恰恰是對方的計謀所在。
為什么這樣判斷？因為當前的中國不是僅僅在市場準入問題上有求于美國，而是美國同時在眾多國內、雙邊、區(qū)域和全球問題上有求于中國。仍未過去的這場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是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美國本土經濟社會穩(wěn)定大局遭到了冷戰(zhàn)結束后第一次實實在在的沖擊，美國要真正走出這場危機，還需要中國在融資等問題上給予充分支持，而且中國對全球經濟復蘇的支持前所未有地突出，不僅在重新啟動多哈回合、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等越來越多的全球性經濟議題上，而且在氣候變化、外層空間軍事化、東亞和中亞安全格局等政治軍事問題上，美國都越來越多地需要中國的合作……在這種情況下，對我們有利的做法，當是讓對方和公眾把注意力集中于他們需要我們合作、有求于我們的地方。既然如此，過多地關注美方挑起的對華貿易爭端，不正合對方之意么？
不僅如此，就是在中國商品市場準入這個貌似對方掐我們脖子的議題上，美方也并非可以為所欲為。即使不考慮中國可能采取的貿易報復措施，不考慮在華投資的美國企業(yè)利益受損可能在美國國內引發(fā)的矛盾，單是美國市場上“中國制造”的巨大份額就已讓他們無法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封殺中國商品進口了。即使不考慮轉口，按中方統(tǒng)計的對美出口額，在2008年也已達到了2523億美元，今年前9個月為1573億美元；在某些商品市場上，“中國制造”所占份額更高達百分之八九十。由此，美方在某一種、幾種商品上對“中國制造”發(fā)難是可行的，要對中國商品大面積發(fā)難、甚至全面封殺，結果只能讓美國人的日常生活陷入混亂，令主張限制中國商品者聲譽掃地，隨后便不得不以更大力度向“中國制造”開放。
前幾年，紐約州民主黨參議員查爾斯·舒默和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牽頭發(fā)起的《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就威脅中國，如果不提高人民幣匯率，就對中國出口至美國的所有商品一律加征27.5%的關稅。這個被視為“核武器”級的保護主義議案受到廣泛關注，某些保護主義者一度以為卡住了中國的脖子而得意洋洋。但也正因為上述風險，雖然舒默和格雷厄姆等人從2003年9月就開始兜售這份議案，并于2005年4月在參議院的程序投票中以67∶33的壓倒優(yōu)勢意外通過而成為可以付諸表決的正式議案。但在隨后幾年里，此案一次又一次推遲表決，最終束之高閣。這當然不僅是因為當時美國政府行政部門和商界普遍呼吁推遲或取消表決該議案，更不是因為中國邀請這幾位牽頭的議員老爺到中國走了一圈，更重要的是這幾位議員也明白，該議案假如真的通過并付諸實施，那么實施之日多半也就是他們自身政治生命走向終結之時。
在國際博弈中，用自身本不打算大肆運用的牌從對方手里訛取盡可能多的實惠，不過是常見的伎倆而已，假如我們對此看得過重而為此付出過多代價，那就恰好墮入對方彀中，國人對此不可不察。
從更長的時間跨度看，中國經濟增長快于其他所有主要經濟體的現實，已經并仍將繼續(xù)引起國際經濟利益分配格局調整，而這樣的分配格局調整必然伴生國際經貿爭端。因此，只要中國不打算采用昔日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手段，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騷擾恐將伴隨我們“和平崛起”的全程。我們不應不切實際地追求不受這種騷擾的目標，并為此付出不應付出的代價。我們所要做的應當是，引導各方將注意力集中于對方有求于我們的方面；至于我們有求于對方的方面，則以合適的方式讓對方充分意識到我們的實力和維護自身權益的意志，并明確對方訛詐工具效力的有限性。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