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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網報道，6月1日，富士康宣布加薪三成后，6月6日，富士康再度宣布加薪。據稱，自10月1日起，富士康集團深圳地區(qū)各廠區(qū)，新進員工經三個月考核合格，標準薪資再上調66%，為每月2000元。而在上周，本田方面也同意給員工加薪。
站在企業(yè)員工的角度，加薪無可厚非。但筆者也關注到，有些專家對此憂心忡忡地表示，本田和富士康的大幅加薪，必將逐步影響其他企業(yè)，外企加薪潮或將到來。這樣將使中國人力成本優(yōu)勢喪失，導致產業(yè)向越南、印度等地轉移。
上述專家的擔心不無道理。而且這種論調每每在法律天平向勞工傾斜時，更是喧囂一片：《勞動合同法》實施的時候，我們就聽到過這種論調。的確，提高勞動者報酬，肯定會影響企業(yè)的利潤空間，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制造”在全球大行其道的一個根本原因，的確是勞動力成本低廉。近年來，各界都在呼吁中國經濟轉型，要求提高在全球產業(yè)鏈中的地位，改變中國在利潤最低端的冷酷現實。但比較優(yōu)勢和產業(yè)轉移的路徑依賴告訴我們，中國要想在短期內改變在全球產業(yè)鏈中的地位，恐怕不太現實，諸如富士康之類的“代工”企業(yè)，在中國依然具有存在的必要。但問題的關鍵是，一個“中國制造”的大蛋糕，被國外分走了大部分，國內生產者只分享了小部分，在剩下的小部分比如10%里，勞工只分得其中的1%究竟合理與否？國外的大部分與國內的小部分，屬于國際分工問題，而10%與1%，則屬于真正的分配問題。
事實上，社科院發(fā)布的2010年《經濟藍皮書》和5月21日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叢亞平、李長久提供的三組數據的歷史變化，可以一目了然地揭示政府、企業(yè)與民眾在分配關系上的真相：
一是改革開放30年，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7.2%；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7.1%。都遠遠低于GDP年均增速。這一方面說明經濟成果大部分歸于國家。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0.95%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到了國民收入的30%。二是近十年來，就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論，消費在GDP里的貢獻從60%下滑到目前的36%，不僅遠遠落后于諸多發(fā)達國家，更是落后于“金磚四國”等其他國家。三是1997年-2007年，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降至39.74%；資本收入占比持續(xù)上升，企業(yè)營業(yè)盈余占GDP的比重從21.23%升至31.29%，利潤擠占工資現象突出。
再從絕對數看，央行在2009年6月曾經發(fā)布的一組關于廣東東莞農民工工資增長的調查更能說明問題：調查顯示，東莞最低工資標準從1994年的35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元/月，15年間年均增長速度也不足5%，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再從小時最低工資看，我國平均是0.2美元左右，而歐美等國是25到30美元，是我國最低工資的100多倍。
結論非常明白：從收入分配的基本特征看，一是政府過快的收入增長擠壓了居民的收入，二是企業(yè)的利潤增長擠壓了工資的上漲空間。依靠低廉勞動力成本的“中國模式”顯然建立在“利潤擠壓工資”的畸形分配基礎上，低勞動成本的確降低了產品成本，獲得了價格的競爭優(yōu)勢(310368,基金吧)，但同時，由于收入太低，勢必導致居民購買力低下，從而導致消費不振。在外需旺盛的情況下，這種分配的弊端不會出現，但當外需大幅下滑，必然導致所謂的“產能過剩”和內需不振。
“中國制造”的崛起，的確與勞動力低廉不無關系，但正是因為這種“絕對優(yōu)勢”，導致企業(yè)在技術創(chuàng)新和產品更新?lián)Q代上過度遲緩，導致今天面臨最大的經濟轉型危機。退一步講，提高普通勞動者的待遇，真會導致中國的勞動力優(yōu)勢喪失嗎？持這種論調者一方面罔顧我國人均收入排名在全球100多位之后的事實，將個別與中國不具可比性的國家視為參照對象，另一方面，也沒有看到產業(yè)可以從中國東部轉移到西部的事實。而且，從小時最低工資看，歐美等國是我們的100多倍，和很多東南亞國家比，我們的人均收入依然很低，何來優(yōu)勢喪失？
按照“庫茨涅茨曲線”，在經濟發(fā)展到某一個點，一定會有一個跳躍，這個跳躍首先就表現在對勞工的保護上，只有完成了這個跳躍，我們的社會才會前進一大步。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