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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暴虐的強拆，沒有自焚的慘烈，沒有激烈的訴求，也沒有強硬的對峙。在拆遷大限將至之際，只默默地死去。
5月10日晚，福建省永春縣91歲老人劉線，疑因害怕拆遷后拖累子女、無處可去，在家里喝農藥自殺。“她身體一直很健康。”二女兒說。5月17日《法制日報》報道說，按照當地政府的計劃，劉線的老房子及兒女所居住的房屋都將被拆遷。根據拆遷補償安置方案，村民的房屋被拆遷三年后安置房才能建成，期間村民們只能租房住。村里知情的老人表示，死前三四天，劉線一直在抹眼淚，時不時地念叨著“沒地方去了”。
一種底層生活的真實與逼仄，需要怎樣才能讓更多人了解？當地村民表示：“對于有老人的家庭來說，租房太難了。因為擔心老人死在自家的房子里，所以沒有人會租房子給年紀大的人。”據悉，村子里幾十個老人都在為這個事情發(fā)愁。這樣一種活生生的現實，又怎樣才能讓更多的人了解？
西塞羅說：“人無論怎樣老，總是以為自己還可以再活一年。”但是對于這位91歲的劉線老人來說，她已經失去了“再活一年”的勇氣。這個活過了近一個世紀、歷盡無數苦難與動蕩的老人，選擇在拆遷前夜獨自飲下現實的毒藥。
當被強拆的命運已不可逃避，則劉線老人的服毒自盡，正是一種“望風而死”。這得是多么虛弱的權利與內心，其對應的得是多么強大并所向披靡的權力與意志？相對于連云港市在鏟車下自焚的92歲老人陶興堯及其68歲的兒子陶會西，劉線老人顯然已經完全放棄了對抗。如果說，當汽油當頭澆下，陶氏父子心中還殘存著以生命的名義可阻擋強拆暴戾之幻想，那么劉線老人無疑連這一點點幻想都沒有了。
回天已經無力，只剩死路一條。然而劉線老人竟然還可以選擇自己的死法。她可以不必遭受陶氏父子那樣慘烈的自焚，可以不像安徽省利辛縣八旬老人孫仲學那樣在家中被活活砸死，不必像武漢一名70歲的老婦那樣被人毆打摔入溝內活埋而死。當然，她也免于被地方官員指斥為“暴力抗法”，不會被認為是“勒索政府”。
我不知道，劉線老人之死，究竟算不算是一種幸運呢？或者竟可謂是一種有尊嚴的死？
也有人開始感慨了：這是多好的老百姓，寧愿選擇在拆遷之前默默地死去，來為拆遷讓路，也不給人以批評政府的口實。當地政府的確充分利用了這一點。報道顯示，此前已有官員大呼冤枉說，僅僅貼了拆遷公告，沒有動手動鏟，死了人卻怪拆遷，難道老人的自殺就不會是因為婆媳不睦或其他原因嗎？
劉線老人已不能再說什么了，而我們早已不再指望，一些地方政府能夠擁有反躬自省的能力。只是為何總是在一些事關拆遷與人命的問題上，政府與民眾雙方說法表現得如此大相徑庭？
一個總念叨著“沒地方去了”的老人，最終選擇了默默死去。而媒體檢索近期由拆遷引發(fā)的事故發(fā)現，老人受傷、死亡的比例極高。并在調查福州市目前存在沖突的多處拆遷小區(qū)后，發(fā)現抵制拆遷最強烈的正是老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人最難接受拆遷后的生活變遷。然而在銳意的拆遷之下，沒人愿意去傾聽這個群體的訴求。暴力的鏟車一再鏟除了他們頤養(yǎng)天年的渴望，不得不以老邁之軀被權力隨波逐流。
一個社會如何對待那些處于弱勢的老年公民，總是最能見出社會的道德與良知來的。波斯王子昂蘇爾·瑪阿里曾經說過:“到了老年，要盡量使自己的生活穩(wěn)定下來。仍舊到處流浪是不明智的。因為衰老和貧困是人的兩大敵人。”
當拆遷已讓人“望風而死”，我們該怎樣去找到拆遷的正義？唐福珍自焚事件背后那位著名的“強拆局長”鐘昌林，在官復原職后曾理直氣壯地表白過：“我對唐福珍不存在歉意。我是執(zhí)法者，應嚴格執(zhí)法，在法律面前不應該有歉意。”那么面對一群日益凸顯于強拆大軍之前的那個沉默的老年群像，我們又將向何處尋找一個社會及制度的歉意？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