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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體報道，有關部門正在醞釀對個人所得稅進行深層次的改革，目標絕不僅僅是單純提高個稅起征點，而是要建立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實施科學的稅收減免與扣除項目，公平稅負，減輕低收入階層的稅收負擔。
如果這次果真對個人所得稅進行徹底的改革，為其植入民生和公平的內核，促進社會福利，那么這一改革必將成為當下中國社會的重大公共事件。
我們認為，個稅政策的核心問題是誰真正承擔了最重的稅收負擔，也就是說，哪個階層交納了最大比例的稅收。中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制，在民眾各種制度性負擔加大、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下，不僅體現(xiàn)在起征點畸低，更體現(xiàn)在缺乏一個體現(xiàn)公平與效率的總體制度架構體系，從而在稅負的實際分配上嚴重偏離了公平和正義：比如，在美國，將近50%的工薪階層只承擔了聯(lián)邦所得稅的5%，10%的最高收入者承擔了個人所得稅的60%多，1%的最高收入者承擔了30%多，從而形成了比較完美的“倒金字塔”的稅收負擔結構。而在中國，按照先前《中國經濟周刊》的說法，中國的富人約占總人口的20%，但是他們上繳的個人所得稅還不到個人所得稅收入的10%，使得中國的富人的稅負成為世界上最“輕”的。
而這種在稅收公共政策上被忌諱的“金字塔形”的稅負分配結構，除了個稅起征點問題之外，更主要的源于落后于國際個稅改革現(xiàn)實的分類所得稅制，以及根本不考慮納稅人家庭負擔和支出的抵扣制度。這種分類所得稅制與綜合稅制相比，缺陷明顯，對不同性質的所得分項計征，難以全面、完整地體現(xiàn)納稅人的真實納稅能力，從而造成所得來源多、綜合收入高的人少納稅甚至不納稅，所得來源少、收入低的人反而多納稅的不公平現(xiàn)象。正是因為分類所得稅有以上弊端，從目前世界各國個人所得稅的歷史脈絡看，現(xiàn)在很少有國家實行單純的分類所得制，而是實行綜合與個人分類所得結合的混合稅制，除了對個人不同收入來源采取相應的分類外，還采用綜合個人所得稅制，將其全年的收入納入計稅范圍，避免了收入項目多反而繳稅少的制度悖論。
而在稅收抵扣項目的設計上，我國當前的抵扣項目完全按照納稅人個人的支出來進行設計，既無視中國“鄉(xiāng)土文化”中家庭收入負擔的傳統(tǒng)，更無視個人收入承擔整個家庭支出的事實。而從國外情況來看，除了為低收入階層提供了專門的稅收抵免項目之外，還綜合考慮納稅人的家庭負擔和贍養(yǎng)人口的實際情況，允許納稅人就其贍養(yǎng)人口的多少和實際負擔扣除一定數(shù)額的生計費用。在特別費用的扣除上，美國的個稅扣除項目更是涉及大額投資性支出的退稅制度。這些合理的制度設計，在一定程度上均衡了稅負，給個人所得稅本身的制度結構嵌入了個性化和人性化的內核。
因此，無論是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收入分配差距問題，還是順應個稅改革的國際潮流而言，參照國際上先進的稅制改革經驗，對中國個人所得稅進行徹底、深層的改革已經勢在必行。
考慮到從分類所得制直接過度到綜合所得制有一定的困難，我們建議采用部分分類征收與部分綜合征收的過度模式。在抵扣方式上，應該綜合考慮家庭負擔，實現(xiàn)由目前的以個人為單位納稅向以家庭為單位納稅的轉變，在制度設計上體現(xiàn)對納稅人贍養(yǎng)人的支出的扣除。同時，考慮到中國民眾在住房、教育、醫(yī)療等領域支出占個人收入的比例，以及目前這些領域的改革舉措的不當導致個人支出的大幅攀升，應當允許這些支出從個人所得稅中的減免或者退稅措施。對居民的在購房、教育、醫(yī)療和子女上學等方面的支出及其利息，設置免稅或者返稅制度。
的確，個稅改革關乎民生和公平，其在中國改革體系中的象征意義無可替代，我們希望盡快啟動個稅的深層改革，通過一系列稅制的配套改革和整體的設計，真正實現(xiàn)稅負合理和公平，增進社會福利，使高收入者多納稅，低收入者減負，從而使個稅本身回歸民生和公平，釋放民間購買力，擴大消費，促進經濟的健康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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