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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補貼低收入或貧困人群 ●提供困難群體更多就業(yè)機會
●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達到促進經濟增長良好效果
在外部需求減少的情況下，擴大內需成為減輕金融危機沖擊、確保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必然選擇。擴大內需包括擴大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兩大方面。相比而言，雖然增加投資具有牽涉面小、見效快、易操作等特點，因而成為我國擴大內需政策的首選（我國已經出臺未來兩年4萬億的投資計劃），但長期來看，由于消費才是生產的最終目的，因此，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的關鍵應當是擴大國民的消費需求，而擴大消費需求的重心又應當是擴大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能力和消費需求。
首先，我國社會制度的性質決定了擴大內需應多關注困難群體。改革開放30年，我們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是以農民為主體的絕大多數(shù)國民仍然處于收入和消費水平極低的狀態(tài)。面對這種狀況，擴大困難群體的消費水平和消費能力，顯然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擴大內需的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xù)增長不可能建立在絕大多數(shù)人消費需求極其低下的基礎上。同樣，中國政治與社會的長治久安也不可能建立在多數(shù)人長期貧困的基礎上。
其次，低收入消費群體中蘊藏著擴大內需的巨大潛力。我國有13億人口，其中農民就占了8億多，如果再加上城鎮(zhèn)待業(yè)、失業(yè)、下崗等人群，中國的低收入者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高達70%左右。顯然，面對這種現(xiàn)實，中國擴大內需的重心應當轉向人口占絕對多數(shù)的困難群體。如果能使9億左右低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有一個較大的提高，其所產生的內需擴大效應將非常可觀，中國經濟的長期快速增長就可以獲得強大的內部動力。
第三，低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不同的消費與儲蓄傾向，也決定了擴大內需應更多地關注這一階層。在尋找本次金融危機的原因時，一些外國政客曾歸咎于中國的高儲蓄率。盡管這種指責沒有根據(jù)，但中國目前儲蓄率較高也是客觀事實。雖然高儲蓄可以增加投資的資金，但在目前國內消費需求不振的背景下，高儲蓄也存在著不利于擴大消費需求的一面。雖然2008年底中國城鄉(xiāng)居民儲蓄總額已經超過20萬億元，但從其持有者分布來看，絕大部分屬于中高收入階層，占人口70%以上的低收入者所持儲蓄很少。這就反映出低收入階層和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儲蓄傾向完全不同，低收入者具有明確的消費傾向和較低的儲蓄傾向，高收入者的消費與儲蓄傾向則剛好相反。兩類人群消費傾向的差異說明，當前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重點應當是“雪中送炭”，提高廣大低收入者的收入與消費能力，而不應是“錦上添花”，繼續(xù)增加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擴大困難群體消費需求的核心是提高其收入水平。為此，應當多種措施并舉。一是應對低收入或貧困人群進行補貼。在當前的特殊環(huán)境下，國外一些經濟學家開出了發(fā)放消費券的藥方，一些國家和地區(qū)也對居民發(fā)放了消費券，國內杭州、成都等市也通過這種方式救助貧困人群。筆者認為，這種做法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的一種有效輔助方法，應當予以推廣。二是要為困難群體提供更多的就業(yè)機會。發(fā)放消費券只是特殊時期的一種特殊措施，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長期來看，提高困難群體收入的根本方法還是為其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機會。為此，政府部門應當將政策的著眼點更多地轉向實體經濟，特別是要為吸納了大部分就業(yè)的中小企業(yè)創(chuàng)造更為寬松的政策環(huán)境。三是要盡可能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我國目前分配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是收入分配越來越向精英階層傾斜，廣大勞動者處于收入分配的最底層。這種分配格局不僅有失公平，也不利于擴大消費需求，因此，不斷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應當引起決策層的重視。四是要促進農業(yè)和農村經濟發(fā)展，增加農民收入。由于農民構成了我國人口的絕對多數(shù)，因此，解決“三農”問題、不斷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對我國擴大內需、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將會產生難以估量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