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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威廉·曼徹斯特
出版：中信出版社 |
當威廉·曼徹斯特用籠罩著湖畔霧氣的詩句“那如幻的靈光逃到哪兒去了？那光榮與夢想，如今到哪兒去了？”作為美利堅20世紀的40年社會篇章的前奏時，觀者便能察覺出二百多年前盎格魯－撒克遜人那份在美洲荒蠻大陸上開疆拓土的雄心似乎已被掩進了時間的塵土中。在經(jīng)歷了“一戰(zhàn)”和“大蕭條”之后，美國同樣也跌入了谷底：中產(chǎn)階層衰落，“流浪人口”跨過州界乞討游蕩，辛酸的退伍軍人為“補償金”而“遠征”，羅斯福宣誓就任第32屆總統(tǒng)，卻也苦苦思慮著路在何方。
從10歲起便與報章結緣的曼徹斯特在20年代美國社會的陣痛和掙扎中度過了童年，青年時期又由于為海軍陸戰(zhàn)隊效力的契機親歷了“二戰(zhàn)”，和約翰·肯尼迪總統(tǒng)的親密關系讓他對戰(zhàn)后美國政治生活的細節(jié)格外清楚。因而，在“光榮與夢想”的征途上，曼徹斯特得以將史家筆觸探入美國1932年～1972年的社會生活的深處，以時空縱橫交錯的事件和人物串聯(lián)起一個國家的跌宕興衰。
由政治競選所延伸出的黨派之爭、黨民關系、經(jīng)濟波動、國家內(nèi)政外交政策是曼徹斯特借以展開其對美國社會進行細部勾勒的一條核心線索。40年間的4位民主黨總統(tǒng)和2位共和黨總統(tǒng)均以鮮明的個人特質(zhì)在其所處的任期內(nèi)為美國打上了獨特的時代烙印。如果說政治生活中的世代更替帶來的是深邃的時間感，那么在一個特定時期內(nèi)，上流精英對社會風潮的引領、中產(chǎn)階層所代表的美國主流文化和被壓迫的底層或者少數(shù)族裔的反抗則構成了美國充滿張力的社會空間。無論是1936年問世的暢銷通俗小說《飄》，1949年電視播出的“華麗喬治”和滑冰比賽，還是1958年的呼啦圈熱潮，或是1970年的X電影風靡全美，每一種文化現(xiàn)象和物件的興起都從側面反映出美國民眾的精神風貌和時代訴求。
然而，透過這宏大的復調(diào)敘事，曼徹斯特悉心編織的美利堅社會篇章的每一個角落卻似乎都隱含著個人、社會和國家的焦慮不安。卡爾文·柯立芝曾說，美國是一個商業(yè)國家，所以它需要的是商業(yè)政府。經(jīng)過羅斯福一系列“新政”和40年代的“二戰(zhàn)”被迫參戰(zhàn)之后，美國開始引領世界工業(yè)的發(fā)展，同時進入了物質(zhì)極大豐富的歷史時期，但在商業(yè)與消費繁榮的背后，卻隱藏著黑洞，即卡爾夫·納徳一直力圖揭露的在社會加速前行環(huán)境下被忽視和被損害的“人”的權利。
國內(nèi)的不安定還來源于其多元混雜的國家根柢，從建國起便深埋于美利堅土壤中的種族牴牾、信仰和價值觀的沖突其實從來沒有被徹底解決。盡管南北戰(zhàn)爭之后，奴隸制廢除，這個國家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人們表面上已經(jīng)和解，然而種族間深層的敵視仍在20世紀的美國社會中以社會制度、暴力沖突乃至日常言語的形式層出不窮。老密西的第一個正式注冊的黑人學生梅雷迪思在追求受教育的路上艱難前行。安吉拉·戴維斯則因其政治信仰和為黑人維權的行動屢受刁難。蒙哥馬利公共汽車抵制事件、1960黑人“入坐”示威、塞爾馬進軍和瓦茲事件無不宣告著這個自由國度中的桎梏與不平等。
由經(jīng)濟發(fā)展自然帶來的對于國際事務的關注和對外太空的探索也使得美國陷入了“光鮮”的泥沼。和羅斯福時期的“睦鄰政策”不同，杜魯門主義和艾森豪威爾主義讓美國把軍事的權限以經(jīng)濟支援的名義無限擴大，美國權力的觸手在林登·約翰遜時代以越南戰(zhàn)爭的形式達到了頂峰。而這一系列的戰(zhàn)爭最終帶來的更多的是傷痛而非榮耀。除此之外，和蘇聯(lián)的軍備太空競賽也讓曾因兩枚原子彈震驚世界的美國元氣大傷。
可以說，自1932年開始的那40年是美國歷史面臨著多重艱難的時期，曾經(jīng)偉大的夢想在國內(nèi)外各種力量的夾擊之下走向幻滅，“搖擺世代”已在彷徨中進入了中年，而新的搖滾一代年輕人在嬉皮士文化和迷幻藥的“麻醉”下釋放自我，冷眼觀世，同時亦不知所措。當皮特·西格吟唱起“花兒都去哪兒了”的時候，東西海岸暴動不斷的大學生們似乎停下來觀望了一陣，而嬉皮士們以一個寫有“愛之夏”的灰色棺材祭奠和埋葬了曾經(jīng)狂放不羈的“嬉皮精神”。
最后，尼克松贏了，中美亦以乒乓球開啟了破冰之旅，似乎美利堅的一切平靜下來，“分裂”的國家，喪失的榮光似乎又有了點燃的希望。然而，曼徹斯特和所有的美國人一樣，也不知道這個國家到底需要什么才能彌合罅隙，重拾夢想。只是這40年的征途不會徒然走過，這個國家如果能反思過往，那只要微笑著往前便會有力量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