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政治學者約翰·麥克里蘭，曾在英國諾丁漢大學、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及加州大學任教，出版多部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政治思想史作品。他所著的《西方政治思想史》1996年后出版以來，不僅成為了一本多次重印的暢銷書，而且深受學術界推崇，被認為是較為客觀和清晰的梳理了西方世界自古希臘、古羅馬時代以來政治思想一脈傳統(tǒng)的代表性作品。中信出版社近日再版了這本書，受到讀者交相贊譽。
人們對政治的解讀與理解，在很多情況下會變得呆板，特別是就政治理論、政治倫理觀點及正義、國家（主權）等重要概念的討論，更可能顯得過于教條和僵硬。這很可能偏離了政治的本義。政治是眾人之事，政治思想是人類演化進步的成果，不應流于抽象、空洞和表面化。我們今天看到的政治思想、政治概念，不僅僅是思想家們智慧的結晶，更是政治與社會實踐的經(jīng)驗產(chǎn)物——每種政治思想與名詞，都可牽引出有血有肉的政治實驗、實踐、訓練故事。政治思想演化發(fā)展歷程，事實上就是一個維度上的人類進步史。
麥克里蘭沒有采取常見的思想史教材的寫法，而是圍繞蘇格拉底到馬基雅維利，從霍布斯到盧梭，從馬克思到弗洛伊德等42位人類歷史上“最睿智的心靈”，展開細致的回顧，并逐一點評這些政治思想家的理論觀點，揭示不同時代及同一時代不同思想家在思想意識上的傳承演化關系，以及這些思想家與他們所在的時代展開真切互動的過程。
從古希臘到古羅馬
麥克里蘭對古希臘政治思想的解讀，是從荷馬史詩切入的。在盲詩人荷馬留下的詩句中，反映了古希臘對政治秩序、政治正當性等政治概念的理解。由思想巨人蘇格拉底提出，再由柏拉圖完善的政治概念是正義，這一概念也成為柏拉圖的理想國里統(tǒng)攝一切的原則。我們今天提及的政治治理與公共管理趨于至善，要兼顧效率與公平，要符合倫理原則，這當然是從包括柏拉圖正義原則在內(nèi)的古代人類政治文明接續(xù)而來的。
古希臘辯證式論證，其實已經(jīng)引入了時至今天仍然存在的許多政治正義、正當性的議題。書中指出，柏拉圖對古希臘各城邦分別推行的政體形式與政治倫理原則的總結，對后世影響至深。亞里士多德開創(chuàng)了政治思想的另一項原則，即通過將自然主義引入政治研究，形成實用主義原則。亞里士多德基于政治目的的限制，提出對政治權力進行限制，亦展現(xiàn)了其遠見。
古羅馬時期，政治實踐已經(jīng)突破了雅典與斯巴達為代表的古希臘體系，單有理性與法律并不能完全有效的約束野心和激情。斯多葛主義的興起是古羅馬帝國統(tǒng)治方式的反映（跨大洲帝國在當時的技術背景下無法有效控制遼闊疆域），是一種逆境哲學。
社會契約的不同理解
文藝復興的一個可觀成果，是讓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政治思想，特別是對于法律、正義的討論重新引入到歐洲。羅馬法復興，振奮了長期懾服于羅馬教廷羽翼下的世俗君主的熱情，也因此促進了民族國家和世俗社會的振興。
書中在提及馬基雅維利及其備受爭議的代表作《君王論》時指出，《君王論》更接近于我們今天所說的政治心理學著作，馬基雅維利向美蒂奇家族提出的一攬子增強權力的建議，很重要的目的是促成公民的重新產(chǎn)生，以及基于公民的國家意識所建立起的近代國家。
從宗教改革到18世紀晚期，社會契約的理念主導政治思想，這標志著人類社會概念及新型政治理念的完善，是適應于印刷術推廣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社會震蕩所作出的調(diào)整。社會契約理論的第一步杰作，是霍布斯的《利維坦》，也因此引發(fā)了社會契約論點的長期爭論。麥克里蘭指出，霍布斯警惕指出的主權崩潰現(xiàn)象，在社會層面的最典型投射，就是當有人帶頭闖紅燈時，其他人的效仿行為，“害怕被人搶先的心理卻足以蓋過真正造成車禍的擔心”。后世的許多國家，在政治和社會困境中達成妥協(xié)，不能不說是與意識到霍布斯揭示過的秩序瓦解（主權崩潰）的可怕后果有關。
如果說霍布斯一定程度上接續(xù)了亞里士多德的實用主義，那么其論辯對手洛克提出的
社會契約帶有理想主義的性質(zhì)，更接近于柏拉圖的理想國。洛克版的社會契約，是一個雙重過程，即不僅存在訂立契約建立政府的過程，還有一個隱含的社會契約在運作，維持一種所謂的自然狀態(tài)。麥克里蘭還分析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觀點，指出盧梭更進一步強調(diào)政治秩序與人民廣泛參與相關，這成為了后來100多年革命世紀的重要思想動力。
從啟蒙運動到政治心理學
啟蒙運動涵蓋了近代的整個歐洲與北美，重新創(chuàng)造出一套理性的道德體系，替代了之前由宗教、風俗等因素構建的中世紀觀念體系。麥克里蘭指出，啟蒙運動信奉制度化與民權，廢除奴隸制，主張漸進主義與節(jié)制，推動風俗、道德、政治上的變革，在適當尊重民族與地方傳統(tǒng)之下追求經(jīng)濟與社會進步，推崇正義與法制，推進社會公平，這些思路在19世紀晚期開始內(nèi)化為政治正義的基本原則。
孟德斯鳩可謂啟蒙時期巨擘。這位涉獵廣泛的大家引入氣候、土壤、風景、宗教、法律、政府、傳統(tǒng)、風俗以及道德來分析社會。盡管他所稱的氣候理論影響政府形式和社會風氣的觀點，在當時顯得過于新奇，但隨著考古學與歷史研究的推進，人類文明史上氣候變遷推動族群遷徙并間接引發(fā)文明融合與沖突的進程被揭示，也印證了孟德斯鳩的判斷。當然，孟德斯鳩對政治思想更大的貢獻是，通過《論法的精神》提煉出的法治思想。
從英屬北美殖民地脫胎，建立起美國，整個過程可以理解為歐洲啟蒙運動成果的應用。美國也通過《獨立宣言》更進一步提出了生命、自由、幸福的追求三樣權利，將對這些權利的保障定義為政府存在的目的。
19世紀的政治思想，分別涵蓋了英國式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擴散全歐的民族主義，建構在黑格爾思想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西方政治思想史》書中分別對這些政治理論作了翔實客觀的述評。
啟蒙運動以及此后的主要幾種政治思想，對于未來的社會發(fā)展都給出了樂觀的預見。帕累托的政治社會學、勒龐的《烏合之眾》對群眾極化危害的揭示、弗洛伊德從領導者和群眾的心理機制入手解析個體與群體，開創(chuàng)了政治研究與批評新的走向。100年前爆發(fā)的一戰(zhàn)，標志著啟蒙運動及其代表的理性主義對人類社會預期的破產(chǎn)，20世紀更是充斥著戰(zhàn)亂與社會沖突，政治、社會、文化學者紛紛開展對現(xiàn)代性的批判，拉開思想再啟蒙進程。至此，西方政治思想距離古希臘的源頭已相去甚遠，但人們依然在探究自蘇格拉底和柏拉圖起就在關注的命題，政治思想演化進步的步伐不會停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