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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下出版人聊天，特別是與那些名社老社的出版人談選題，常聽到的一句話是：這題目不錯，可是，有多少人看呢？于是，便生出一些諸如世風日下、讀書人越來越少等等的老生常談。我猜想，他們心里可能憋著對文化成為產(chǎn)業(yè)的怨氣，但是，舉目全球，但凡現(xiàn)代國家，大多如此。而暢銷書排行榜會警醒“文化人”一個不可逆轉(zhuǎn)的真理：在被商業(yè)力和科技力助推的大眾消費社會，好賣已成為具有決定力量的硬通話語權(quán)。
看看這期的小說榜，驚訝于它的本土化——原創(chuàng)、引進之比為7：3。再細看，原創(chuàng)作品（除了因為特殊原因而賠本賺吆喝的《光明與磊落》）具有大同小異的暢銷內(nèi)核：類型化。類型小說在中國內(nèi)地大面積崛起是這十幾年的事情，其明顯標志是一位學院派指著一本書大罵“垃圾”而后者風行一時。不過，正是它們重新激活了大眾的另一種真實需求：與雄心壯志無關(guān)，看書主要是為消遣也就是打發(fā)時間，主要是為擴展眼界以取得新談資，而且夢想能夠不費腦子就（好像）掌握常識和真理。
由于市場競爭，類型小說也在不斷進化：單一賣點模式正在被多元賣點模式取代。在《我是個算命先生》中，當然最少可學到點兒算命大法，而增加的江湖故事也在解讀命運之為何物這個常說常新的話題。《后宮·甄嬛傳》如果只有宮斗一定不會勝出，還加上女人、歷史和人性，才能熱賣。《卑鄙的圣人》不只是簡單的歷史小說，是史料時尚化運用和人性現(xiàn)世化解讀的新典型。《斗宴》則是“美食+小說”：長美食知識，看傳奇故事。對于讀者而言，它們是一種消費品，而且，在這個意義上，與其他商品沒有太多區(qū)別。
老實說，中國正統(tǒng)文學界進化到承認類型小說的價值（比如，現(xiàn)在已較少使用“通俗小說”這一暗示對抗“高雅小說”的概念）要晚于以盛大文學為代表的文學網(wǎng)站和以磨鐵為代表的出版商。天上地下的代際轉(zhuǎn)換，表面上看是標準和地位之爭，其內(nèi)里乃是對文化多元性，特別是對在普適價值空氣日漸稀薄的社會中大眾實際精神狀態(tài)的體認。對于再度興起的現(xiàn)代市民文化的作用，以來源不一的精英教育為底子的中國傳統(tǒng)文人一向是估計過低的，也因而產(chǎn)生了不必要的爭論。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看呢？這些類型小說的價值，其實并不在于對語言和文學有何突出貢獻，只是作為一時需求的滿足者而存在，也就可以了。我以為，允許它們長期、大規(guī)模地存在，也是中國社會進步的標志之一。
順便說一下，發(fā)生在類型小說領(lǐng)域的變化也同樣發(fā)生在其他細分領(lǐng)域。比如，《大故宮》和《我是人間惆悵客》一類的著作是不能用來評職稱的，但是，具有基于普及意義的市場價值。這么說，絕不是過低定位它們，不過是使多元中的各元各得其所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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