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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塞巴斯蒂安·馬拉比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從《富可敵國》一書中可以得出這類結論：對沖基金經理不但是當今世界上最富的人群，它的創(chuàng)造力和欲望還代表著美國精神，它是美國新精英的代表，也必然成為了不少人的新偶像。《富可敵國》講述了對沖基金的起源，分析了它在整個金融體系中的重要作用，每個章節(jié)以每個年代不同的英雄人物為敘述主體，當中的英雄人物有索羅斯、朱利安·羅伯遜、邁克爾·斯坦哈特、詹姆斯·西蒙斯、約翰·保爾森等。
在本世紀的頭幾年，因為市場繁榮，頂尖的對沖基金經理們經過幾年的交易已經積累了大量財富，他們賺到的錢遠遠超過了華爾街最好的投資銀行，甚至使從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巨頭們都黯然失色。
2006年，高盛給了公司的首席執(zhí)行官勞埃德·布蘭克費恩前所未有的高達
5 400萬美元的獎勵，但據報道，在《阿爾法》雜志上列出的對沖基金經理人收益的前 25名中，最少的也拿了
億美元。而在同年，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領頭羊——黑石集團也不過給了他的老板史蒂夫·施瓦茨曼不到 4億美元的分紅。但是，據稱對沖基金的前三大巨頭都賺了
10億美元以上。瓊斯提出的獎勵方案造就了數以百計的億萬富翁，更不用說康涅狄格州郊區(qū)的眾多暴發(fā)戶了——據來自這股淘金潮中心地區(qū)的《斯坦福倡導者報》的報道，2006年，當地
6只對沖基金的經理共賺了億美元，康涅狄格州居民的總收入達到了1500億美元。 20世紀
90年代，雜志滿篇描述的都是網絡富翁的奢華，但現在雜志聚焦到了對沖基金。大本營投資集團的創(chuàng)立者肯尼斯·格里芬買了價值
5000萬美元的龐巴迪私人飛機，并在飛機上為他兩歲的孩子裝了個活動小床；摩爾資本管理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路易士·培根在紐約長島海灣買了個私人島嶼——在當地的泥龜身上安裝傳感器來跟蹤他們的交配習慣，舉辦傳統(tǒng)的野雞捕獵活動；
SAC資本顧問公司的老板史蒂文·科恩在他的房子里修建了籃球場、室內游泳池、溜冰場、雙洞高爾夫球場、有機蔬菜種植園，房間里有梵高和波洛克的油畫、凱思·哈林的雕塑以及以他
16年前婚禮當晚的星空為裝飾的電影院。這些對沖基金的巨頭們就是新時代的洛克菲勒、新時代的卡內基、新時代的范德比爾特。他們就是新一代的美國精英——在他們身上匯集了創(chuàng)造力和欲望的最新形式，而正是這種創(chuàng)造力和欲望推動了國家的前進。
看看這些精英都是些什么樣的人。對沖基金適合于孤獨者和逆向思維者，適合于擁有雄心壯志、在現有的金融機構找不到合適位置的人。
克里夫·阿斯內斯就是個例子。雖然他在高盛的事業(yè)蒸蒸日上，但他仍然選擇了自主創(chuàng)業(yè)的自由和回報。只要有可能，一個收集塑料制超級英雄的人是不會停留在普通工薪階層的。文藝復興科技公司的詹姆斯·西蒙斯，業(yè)內
21世紀獲得最高收益的數學家，也不會在一個主流銀行做一輩子：他不聽令于任何人，很少穿襪子，并因為指責老板的“對越政策”而被美國五角大樓的密碼破譯中心解雇。2006年收益排名第二的肯尼斯·格里芬來自于大本營投資集團，他在哈佛的寢室里就開始交易可轉換債券了。他是個少年天才，是打造諸如谷歌之類高科技企業(yè)怪才的金融版。朱利安·羅伯遜的對沖基金公司招聘只有他一半年紀的大學運動員，他用飛機將他們送到落基山脈的背面，然后讓他們比賽爬山。而邁克爾·斯坦哈特擅長減少員工的自怨自艾。有個員工說：“我只想殺了我自己。”斯坦哈特答道：“我能在一旁看嗎？”
像洛克菲勒和卡內基一樣，這些新巨頭在經濟金融之外的領域也產生了影響。索羅斯是最有野心的：他資助了新興的異見派，推動了藥品的合法化，資助了自由經濟政策的再思考。都鐸投資公司的創(chuàng)立者保羅·都鐸·瓊斯率先建立了“羅賓漢慈善基金會”來幫助解決紐約的貧困問題。他的這個舉動定義了“創(chuàng)新慈善”，他設立了基金會要達成的目標，并根據表現來支付報酬。布魯斯·科夫勒則是新保守運動的教父，他擔任著坐落在華盛頓的美國企業(yè)研究機構的主席。而邁克爾·斯坦哈特則致力于建立一個新的不受教會管轄的猶太民族。當然，這些巨頭們影響最大的還是金融領域。對沖基金的故事就是金融前沿的故事：關于創(chuàng)新和增加的杠桿效應；關于引人注目的勝利和令人汗顏的失敗；關于由這些戲劇性事件引發(fā)的討論。
有效市場假說——至少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有效市場假說下的股市在
1987年 10月 19日隨著其他的市場一起崩潰了。
”
承認市場有效的局限性對對沖基金有著深遠的影響。在那以前，學術界認定對沖基金會無所作為；但在那以后，學術界爭先恐后地投資對沖基金。如果市場并非有效，那就有錢可賺，金融教授們想不出任何他們不能成為獲利者之一的理由。阿斯內斯就是這股新浪潮中的典型代表。
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的時候，他的論文指導老師是有效市場假說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尤金·法瑪。但到了
1988年，當阿斯內斯到芝加哥的時候，法瑪已經在領頭修正該理論：法瑪和一個比他年輕些的名叫肯尼思·弗蘭奇的同事一起發(fā)現了市場并不隨機，因而可以通過交易獲利。在協(xié)助他們完成這篇文獻后，阿斯內斯去了華爾街，不久就創(chuàng)立了自己的對沖基金。
同樣地，因推導基于市場有效假設的期權定價公式而獲得諾貝爾獎的邁倫·斯科爾斯和羅伯特·默頓則與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簽了約。哈佛經濟學家、將有效市場理論比做“崩潰中的股市”的安德魯·施萊弗，幫助他的兩個同事創(chuàng)建了名為
LSV的投資公司。他的合作者勞倫斯·薩默斯，則完成了從哈佛校長和奧巴馬總統(tǒng)的經濟顧問到簽約于一家量型對沖基金——肖氏對沖基金的巨大轉變。
然而市場非有效的最大后果并非是學術界人士大批涌向對沖基金，而是機構投資者取得了將大量資金轉向他們的許可。同樣，
1987年的崩潰是個轉折點。在那之前，對沖基金的資金主要來源于那些可能從未聽過“市場不可能戰(zhàn)勝”論調的富人；但在那之后，絕大部分對沖基金的資金來源于捐贈基金，他們從博學的咨詢專家那里得知市場是可以戰(zhàn)勝的，并用行動加以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