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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媒體報道，目前，國家發(fā)改委、工信部、商務部、能源局等多部委都在積極籌備落實第一批審批權下放，其中，爭議最大的是涉及產能過剩的鋼鐵、電解鋁等項目審批權是否下放問題。
這是完全可以預料到的結果，也是必然會出現(xiàn)的結果。
近年來，盡管中央一再要求，要加大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力度，也出臺了一系列的行政審批改革措施。特別在行政審批權的取消和下放方面，可謂鉚足了勁，已經公布了若干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審批項目。但是，實際效果遠不如公布的情況那么美好。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隨著經濟社會發(fā)展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宏觀調控力度的加大，許多已經公布取消或下放的事項，又被收了回來，或者，應當取消和下放的審批項目，遲遲得不到取消或下放。
所謂行政審批權限取消或下放，會影響宏觀調控職能的發(fā)揮，帶來經濟結構失衡或產能過剩矛盾加劇等，則是相關職能部門不愿放權的最主要理由。
放在若干年以前，這樣的想法是完全站得住腳的，也是能夠得到絕大多數(shù)人的支持和認可的。因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調控怪圈告訴我們，用行政審批和行政管制的調控方式，效果是非常明顯的，也是威力巨大的。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這樣的格局已經在逐步被打破。用行政審批來影響經濟結構、遏制產能過剩的做法，已經走了死胡同，不僅沒有效果，反而會加劇經濟結構失衡和產能過剩的矛盾。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地方可以通過“先宰后奏”的方式，避開行政審批，并在項目建成以后，迫使審批部門承認“事實婚姻”。
以鋼鐵、水泥、電解鋁行業(yè)為例，從2003年開始就實施宏觀調控了，但是，10年下來，產能過剩的矛盾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越調越高、越調越離譜了。相關職能部門的審批工作，也是形同虛設，甚至在產能已經嚴重過剩的情況下，還于去年集中審批了多個超大鋼鐵投資項目。顯然，行政審批不僅沒有成為遏制產能過剩的“殺手锏”，反而成為了產能過剩的“發(fā)動機”，使地方能夠堂而皇之地建設與投資產能過剩項目。因為，一旦項目被國家相關職能部門審批通過，土地、資金、政策等社會資源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向這些項目傾斜，給這些項目大開綠燈。
所以，從這些年用行政審批手段遏制產能過剩的實際效果來看，誠如工信部部長苗圩所言：“集中審批、管控競爭行業(yè)發(fā)展的方式已難以抑制產能過剩。”相反，通過行政放權，用市場手段和經濟手段遏制產能過剩才是大勢所趨。
事實也是如此，由于行政審批已成為權力和利益的象征，圍繞行政審批所展開的已完全不是市場競爭的需要，而是權力與利益的博弈。地方政府也好，企業(yè)也罷，為了項目能夠獲得審批，可以動用一切非正常手段，并完全置產能過剩于不顧。
反之，如果相關職能部門不是把眼睛盯在權力上，盯在行政審批上，而是積極地創(chuàng)造公平競爭環(huán)境，完善市場經濟秩序，并嚴格按照市場規(guī)則，對不符合國家產業(yè)發(fā)展方向、不符合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目標的企業(yè)和項目，用稅收、信貸、環(huán)保、能耗等經濟手段加以約束與控制，使其沒有茍且偷生的空間，產能過剩的矛盾自然會得到解決。
需要厘清思路的是，行政審批放權，決不是將行政審批權限下放給地方，讓地方可以大開審批綠燈，而是放給市場，讓市場來“審批”和“評價”，讓市場作為裁判員、審判官，讓市場來決定哪個項目該上、哪個項目不該上、哪個項目該保留、哪個項目該淘汰。如果地方與企業(yè)一意孤行，繼續(xù)用行政審批的方式決定是否上項目，相關職能部門還可以按照有關法律規(guī)定，追究地方政府及其企業(yè)的責任。如被破壞土地的復原、土質的改良、農民的安置等，如果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還要追究當事人和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的責任等。
一旦有效的市場調控機制建立起來了，投資者也就不會因為地方政府的需要而盲目冒險了，也不會再上已經產能嚴重過剩的項目了。慢慢地，產能過剩的矛盾也就自然而然地解決了。
總之，在經歷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的轉型之后，政府職能也應當隨之而轉，而不是繼續(xù)按照固有的套路，用計劃的手段解決市場的問題。行政審批放權是政府職能轉變、市場機制發(fā)揮作用必須邁出的重要步伐。不然，包括產能過剩在內的許多經濟矛盾，就不可能得到解決，甚至會越走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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