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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8日上午9時30分。北京金霖酒店的一樓會議室里，浙江代表團第三小組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作為小組成員之一，全國人大代表、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正在就自己熟悉的“國有企業(yè)改革”話題發(fā)言。
　　國企改革、國企與市場經濟的關系等話題，一直是社會熱點。尤其在聚集著眾多民營企業(yè)家的浙江團，邵寧的發(fā)言仿佛觸動了在座與會代表們敏感的神經，國企與民企的話題討論驟然升溫并持續(xù)發(fā)酵。
　　“社會上有一個普遍看法，那就是國有企業(yè)員工工作時間短、壓力小，但他們的平均工資大大高于社會平均工資。”未待邵寧的話音完全落下，來自民營企業(yè)的全國人大代表、浙江開山集團董事長、總裁曹克堅就拋出了這樣一個“疑問”。
　　“我在國企工作這么多年了，如果現(xiàn)在還說國有企業(yè)壓力小，我完全不同意。”聽到這樣一個問題，緊挨著曹克堅的鐘天華代表立刻搶著發(fā)言。作為中國移動浙江公司總經理，他半開玩笑地說，“我們的員工幾乎沒有一個不加班，‘星期六保證不休息，星期天不保證休息’已經成了他們的口頭禪。”
　　“互聯(lián)網公司給我們形成了非常大的壓力，大家現(xiàn)在都用skype這樣的軟件打網絡電話了，比如今年春節(jié)我們的語音業(yè)務增長都是負的。不止這樣，現(xiàn)在的短信業(yè)務也被微信、私信所擠壓。”他坦言現(xiàn)在國企面對的市場競爭是激烈甚至是慘烈的，“現(xiàn)在不是討論蛋糕能不能做大的問題，而是還有沒有蛋糕的時候！”或許有些激動，鐘天華升了半個聲調。
　　他的話沒能完全消除大家的疑惑，反而掀起了場上一輪更加激烈的討論。曹克堅等幾名代表幾乎同時提到了國企高薪問題：“國企上繳給國家的利潤低，自己拿的收入高”，“應該國家持多少股，就上繳多少利潤”。
　　“社會上流行的國企薪酬版本這么多年，薪酬到底怎么樣，能不能請邵主任和我們講講。”在一片議論聲中，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舟山市市長周國輝的一句提問將大家的目光引向坐在中間位置的邵寧。
　　“去年國企一把手的平均收入大約80萬元，最高也就140萬元左右，而且這是稅前收入。”邵寧說，“對于國企的總收入，國資委一直是嚴格控制的。”抬頭環(huán)顧一圈后，邵寧語氣從容地解釋說，國企員工平均收入略高于社會平均水平，這是源于國企沒有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等原因。而且國企要面對跟民企、外企等的競爭，如果工資標準過低，就會面臨招工難等一系列問題。
　　話音剛落，全國人大代表、溫州市市長陳金彪也開誠布公地談了自己的看法，“我認為核心是壟斷問題。若在競爭性領域，國企經營得好，那么拿高工資是應該的。但如果國企是因為壟斷因素而獲得高工資，就不應該了。我建議，在競爭性領域有些央企可以退出來，央企具備人才優(yōu)勢和政策優(yōu)勢，若和民企去搶，央企會不斷擴張，去不斷收編民營企業(yè)。”
　　陳金彪的這一番話將現(xiàn)場討論的氣氛再次推向高潮，大家的眼神也再次聚焦到了邵寧身上，期待他能給出更權威的說法。
　　“這是個老話題，但其實是大家對國企的發(fā)展存在很多誤會。這幾年國有企業(yè)因為干不好而退出市場的非常普遍。面對市場競爭，國企和民企很多時候是一樣的。”邵寧耐心地解釋。他舉了一個例子，電信行業(yè)最早有4大企業(yè)，即巨龍、大唐、華為和中興。其中，華為是民營企業(yè)，中興是股份制企業(yè)，另外兩家是央企。但是，現(xiàn)在市場上發(fā)展最好的是華為和中興這兩家。這就充分說明了一個問題，如果國有企業(yè)干得不好，也只能退出市場。
　　“企業(yè)就是企業(yè)，這幾年國有企業(yè)一直在改革，‘國有’兩個字更多只是個概念，現(xiàn)在政府對國有企業(yè)任何的輸血渠道都不存在，國有企業(yè)做不好，最后就是破產，沒人救你。平等競爭、優(yōu)勝劣汰是我們追求的格局。”邵寧說。
　　一番講話結束后，原本熱鬧的會場立刻變得鴉雀無聲，在座不論是國企的代表，還是民企的代表，仿佛不約而同地陷入了沉思——國企、民企，它們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
　　“中國的世界競爭力有兩塊，一是民營企業(yè)，它們競爭力非常強，所謂打遍世界無敵手；二是改革以后的國有企業(yè)，它們開始有點像真正的企業(yè)了，當然現(xiàn)在改革還不到位，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做。”邵寧鏗鏘有力地說，“這兩塊共同構成了中國國際競爭力的基礎，缺哪塊兒，中國競爭力就缺一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