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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前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Carlos
D.Ramirez等中外專家學者參加了中國開放新階段高峰論壇，并分別就中國經濟及經濟結構調整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不少專家學者認為，中國已經開始出現了明顯的經濟結構調整跡象，但未來仍然面臨不少挑戰(zhàn)。不過，與會者普遍認為，發(fā)展中的問題需要在發(fā)展中解決，即只要中國經濟保持穩(wěn)定增長，存在的經濟問題就會在上升通道中得到解決。
林毅夫首先就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現在是一個關鍵時期，“如果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話，社會上存在的經濟問題可能會集中爆發(fā)”。中國經濟存在哪些問題？對此，林毅夫說：“收入分配問題不斷惡化，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5；環(huán)境也在不斷惡化；市場化改革沒有完全到位；尤其是最近一年半的時間以來，每個季度的經濟增長速度都不斷下滑。很多人擔心中國已經進入中低速增長的時期，過去的經濟發(fā)展的快速勢頭不能持續(xù)。”
林毅夫指出，中國經濟的雙軌制比較成功，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他認為，目前經濟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都是因為推行雙軌制后的改革不到位所致。“雙軌制的時候保留下來不少扭曲的關系。這些扭曲主要是金融行業(yè)的大銀行，只能給大企業(yè)和富人提供服務；第二是資源價格非常低；第三，很多部門是壟斷的，像電信、交通。因此，這種情況就造成收入分配向大企業(yè)和富人集中，收入分配越來越差。”
在談到中國如何進一步發(fā)展經濟的問題時，林毅夫提出了兩方面建議。“一方面要深化改革，雙軌制向市場單軌過度。另一方面，就是發(fā)揮政府積極的因勢利導作用。”林毅夫表示，如果發(fā)展中國家不發(fā)揮政府的積極引導作用就等于自廢武功，永遠不可能趕超發(fā)達國家。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Carlos
D.Ramirez則就經濟發(fā)展中的腐敗問題進行了探討。他認為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是完全不存在腐敗問題的，要實現零腐敗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這基本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他提出，腐敗是會隨著國家的發(fā)展經歷一個生命周期。“如果縱軸上是腐敗程度，橫軸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這個腐敗生命周期就像一個鐘型曲線。在發(fā)展早期，腐敗會逐漸惡化，到一定經濟發(fā)展水平以后，這個曲線會下降。也就是伴隨著國家的發(fā)展，經濟的富裕，腐敗的曲線會下降。”
“美國在當年比中國差得多，就是美國的腐敗情況比中國高出5到7倍。雖然現在中國的腐敗情況比較突出，但與美國相同的發(fā)展階段相比，中國的腐敗情況并不是那么糟糕。我認為中國的腐敗程度是被外界高估的，美國媒體是會妖魔化中國的。哪怕是一些謠言，在美國都會得到持續(xù)關注。”Carlos
D.Ramirez說，他通過把中國的腐敗情況和美國的歷史經驗進行比較，結果表明，中國和美國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時候，中國的腐敗程度遠遠低于美國，
“實際上時間序列還告訴我未來會出現什么樣的局面，就是中國的腐敗現象會隨著經濟的發(fā)展而日益減少。”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經濟系主任白重恩也就收入分配問題作出了論述，不過他是從居民、企業(yè)和政府這三個部門的角度來看經濟結構的調整。他指出，為了優(yōu)化經濟結構，必須從調整這三個部門之間的收入分配來著手。
談及再分配的過程，白重恩認為，最主要的方面是社會保障，而非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對員工的負擔和企業(yè)的負擔是非常重的，五險一金加起來是工資水平的40%左右。其實對企業(yè)的負擔就是對居民的負擔，如果沒有這個負擔，工資收入會增加更快。”
他同時澄清，自己并沒有講過中國的社保繳費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其實我說的是‘之一’。”而對于延遲退休的問題，他表示，為了得到大家都同意的方案，應該一方面降低繳費率；另一方面是利用國有企業(yè)的分紅支持社保。“如果這樣，老百姓對延長退休年齡的支持度可能會提高。”
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認為，中國經濟的再平衡已經有所進展，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已經開始改善。不過，他質疑國家統計局在居民消費的統計上面存在系統性誤差。“樣本的挑選恐怕有一定問題。挑選的3萬多家庭，在我們看來可能大部分是中低收入家庭。因為你要求每個家庭事無巨細，要把自己家庭幾年來的每一筆賬記下來，每年只給這些家庭幾百塊錢的補助。我們認為中高收入家庭不愿意干這個事情。”
最后，他提出三點研究結果：第一，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出現明顯的結構調整跡象和趨勢。第二，核心證據是居民真正的消費量，它占GDP的比重從2007年開始上升。第三，2007年開始的居民消費上漲不能歸咎于短期政策的發(fā)力，主要還是由于使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逐漸結束的市場機制，這一系列的結果都帶來了消費上漲。
李稻葵最后提出，在未來若干年，消費還不能完全起到穩(wěn)定增長、拉動增長的作用，未來三到五年的經濟增長情況可能還比較艱巨。“所以未來若干年，外部的市場以及國內比較謹慎的基礎性建設的投資拉動的作用還不能忽視。”他呼吁：“這個過程是市場的過程，還應該呵護它，還應該保護它。”
“在未來的三到五年的時間內，舊的增長機制逐步退出，包括出口和房地產；而新的增長機制，包括消費，還不能起到拉動作用。因此，未來三到五年，改革并不是要停頓。相反，必須加快制度方面的改革，讓經濟增長能夠有一個更加強大的制度基礎。只有這樣，在未來十年的后半部分，中國經濟的新的增長點才能真正立起來，中國經濟才能步入良性的增長循環(huán)。”李稻葵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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