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國內因地域經濟發(fā)展不平衡，流動人口是個老話題。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巴西逐步走上城市化道路以來，農村人口不斷從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涌向位于東南沿海的圣保羅和里約州，使得這兩個州人口快速膨脹至全國人口的近30%。巴西政府對于流動人口沒有專項管理，對流動人口缺少跟蹤統(tǒng)計，近年來才出臺一些舉措，改善了流動人口生存環(huán)境。
巴西公共政策中不存在“流動人口”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解到，巴西沒有建立流動人口登記制度，人口在巴西國內的流動和遷徙不受約束，公民離開家鄉(xiāng)到別處定居工作，無須向政府機構匯報或登記。里約市政府秘書維克托·馬爾蒂諾對記者說，巴西各級政府無法動態(tài)跟蹤人口流動的具體去向，因此無從對癥下藥，這也給各地方政府和聯邦政府實施相關管理帶來困難。
里約市社會救助局一官員對記者說，該機構的服務對象是所有意義上的低收入人群，同全國各地一樣，并無針對流動人口的扶助政策。也就是說，“流動人口”這個概念在巴西公共政策領域是不存在的。
巴西沒有專為流動人口定制的公共政策，有歷史原因。它是一個多種族長期雜居的國家，從數百年前奴隸制時期便是如此。如今，巴西注重在社會中消除包括性別、膚色、社會階層和地域的歧視。雖然歧視現象在一些領域依然存在，但無論從法律還是公民意識上來說，各城市對外來人口的包容度較大。
“工作再努力也難得到跟當地人一樣的薪水”
記者在采訪中遇到30年前來里約熱內盧打工的盧西亞諾·羅德里格，從他的甘苦經歷中可以窺見巴西外來人口管理措施的得與失。
現年47歲的羅德里格出生在巴西東北部伯南布哥州的一個貧困家庭，30年前來到里約熱內盧市，一直靠給小區(qū)當看門人為生。他在新城市娶妻生子，現在是兩個孩子的父親。
羅德里格剛到里約時，很長一段時間借住在貧民窟3平方米的小隔間里。他說：“外地人到里約，如果沒錢又沒人投靠，只能流落街頭。夜宿街頭容易被搶，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只能靠自己撐過最初的日子。有些人忍受不了饑餓和寒冷，加入犯罪集團。”他說，里約本地人不愿從事繁重勞動，但教育程度的區(qū)別使得外地人再努力也很難獲得跟當地人一樣高的薪水。
羅德里格說，外地學齡兒童失學的有很多，他們成天無所事事，看不到未來，很容易去做壞事。他認為，政府應有所作為，而不是簡單粗暴地把這些孩子關進收容所。此外，目前對流動人口中的殘疾人群體，政府的政策不健全，落實也不到位。
私人診所會員服務使基本醫(yī)療有了保障
讓羅德里格感到欣慰的是，他攜家人參加了私人診所會員服務，基本醫(yī)療有了保障，每人每月繳納30雷亞爾(約合17美元)的固定會費，就診時只需自付一半費用，類似于私營的醫(yī)療保險。“非診所會員必須等待漫長的90天才能領到檢查結果，而會員只要3天。”羅德里格一家四口每月繳納120雷亞爾，還算可以承受，“要是人再多就吃不消了。而且配藥要到街頭的藥店去，這筆費用不小”。
多年的經驗告訴羅德里格，去公立醫(yī)院看病絕非上策。里約市內有不少公立醫(yī)院，看病不用花錢，但公立醫(yī)院的弊病很明顯：醫(yī)療水平低下，就診效率低，人滿為患。為能掛上一個號，病人得連夜排隊，患者排隊時發(fā)病死亡的案例時有發(fā)生。
私人診所與公立醫(yī)院的一個共同點是，面對患者一視同仁，不會因為外來人口而在醫(yī)療服務上打折扣，但前提是患者必須能夠出具詳細的病歷。問題恰恰在于，流動人口中的大多數人拿不出病歷和其他醫(yī)療證明，這客觀上阻礙了他們獲得平等的醫(yī)療服務。
“不去大城市打工也能致富”
巴西成功申辦世界杯和奧運會后，里約市重點對城市基礎設施和社會治安進行了治理與完善。里約聯邦大學社會學教授安東尼奧·佩雷拉說，目前貧民窟的犯罪問題正逐步得到解決，其居住條件也正在改善，外來人口的生活條件在客觀上也一并得到了提高。
事實上，背井離鄉(xiāng)到大城市謀生目前已不是巴西農村人的最好出路。佩雷拉說，最近的趨勢是，從農村進城的人沒有以往多了，甚至開始出現流動人口回流現象，這是因為現在北部各地工業(yè)逐步振興，就業(yè)機會增加、生活水平改善，讓當地農村人在家同樣能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