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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換地方了，去海南干活了，不在乎比在白溝時多掙多少錢，能去海南逛逛、看看也是收獲。”八零后打工仔耿艷芳見到記者興奮地說。2011年4月，耿艷芳終于離開了他工作11年的河北白溝鎮(zhèn)某箱包公司，南下海南打工，開始一份新的工作。
耿艷芳，1984年生，河南省民權縣人和鎮(zhèn)虎東村人，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自2001年輟學去河北白溝鎮(zhèn)打工開始，至今已在白溝從事箱包工作11年，期間跳槽一次。當同齡打工者都去北京、深圳、廣州等繁華大都市開眼界、打工時，他埋頭于河北白溝小鎮(zhèn)，從事箱包制造工作，算得上是耐得住寂寞。
“箱包現(xiàn)在都是往高檔化發(fā)展，低端的箱包產品越來越沒有出路。”耿艷芳表示，每年的5月至8月份為產銷旺季，每月工資能拿到四五千元，其他時間工資很低，再在白溝干下去也掙不多錢。
耿艷芳所說的河北白溝鎮(zhèn)，是一個以箱包制造而崛起的城鎮(zhèn)，目前已成為全國最大的箱包產銷基地，幾千家箱包企業(yè)形成了白溝箱包產業(yè)集群。耿艷芳所在的村莊最多的時候就有近二十個人在白溝從事箱包工作，目前只剩下兩人仍在白溝從事箱包工作。耿艷芳表示，近四年來白溝的箱包公司都出現(xiàn)招工難的現(xiàn)象，而招工難的主要原因是工資低、工作熬眼、工作時間長，“越來越多的青年打工仔正在遠離這片土地”。
“那工作太熬眼了，平常都要加班到晚上十點，忙的時候會加班到十二點甚至通宵加班。”耿明杰的母親說，“每個月就給1100塊錢，半年只掙了四千元。”年僅18歲的耿明杰于2011年的4月至10月在白溝某箱包廠工作。
繁華的都市對耿明杰和耿艷芳這樣的新生代打工仔有著很強的吸引力，某種程度上強于單純的金錢誘惑。“我出去打工兩年也沒攢下錢，基本上都被我花了，俺媽為此總吵我。我對掙錢沒什么概念，我希望經常換工作，換城市，趁著年輕多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耿明杰的話傳達了當下年輕人外出打工的普遍心態(tài)。
春節(jié)回家過年，打工仔之間談論最多的是他們各自所在務工城市的精彩。多位八零后打工仔向記者表示，想趁年輕在外多奮斗幾年，希望多鍛煉自己，并且能夠融入城市生活中去。但是，常年在外打工的他們又不放心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孩子。“我這幾年一直在外打工，孩子的成績下降得很快，尤其是英語。”張永華表示。他在新疆打工，只有每年春節(jié)回家過年。更讓張永華擔心的是，孩子變得沉默寡言了，父子倆在一起常常沒話可說，“我爸媽跟我的孩子的年齡有四五十歲的差距，他們之間肯定有代溝，我也欠孩子父愛”。
農村中的八零后、九零后新生代打工仔漸成進城務工人員中的主力。國家統(tǒng)計局2011年公布的數(shù)據顯示，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的數(shù)量達到8487萬人，占外出農民工總數(shù)的近60%。記者實地走訪了解到，相比老一代打工者，新生代農民工基本接受過高中教育，進城打工的目的不再是簡單的掙錢蓋房子、娶媳婦，他們愿意接觸新事物，羨慕城市生活也希望能夠融入城市生活。
然而，困惑著這些青年打工者的一個窘境是：經過幾年在城市的打工生活后就不想再回農村老家種地，但是在繁華的都市中他們也只是過客。因為在他們成為城里人之前，現(xiàn)存的戶籍管理制度、住房問題、子女教育以及醫(yī)療等問題仍是橫在農民工面前難以逾越的門檻。一個更大層面的窘境是：一方面，我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勞動力成本在不斷上升，用工荒、招工難等經常見諸媒體報道。另一方面，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打工仔受制于各種牽絆，不能在城市定居，不能夠持續(xù)、穩(wěn)定地為城市提供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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