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時期，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一直將抑制通貨膨脹列為首要任務。央行行長周小川日前在一個公開場合明確表示“抑制通貨膨脹依舊是政府宏觀經濟的首要任務”。為抑制通脹，央行在半年時間里，三提息、六提準備金率。筆者認為，央行的這些措施通過收縮流動性，提高資金成本，從而抑制需求，確能起抑制通脹之效，但也不能忘記增加供給也是對付通脹的一項利器。
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遭遇嚴重的通脹，傳統(tǒng)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工具失靈，于是各經濟學派蜂起，尋求治理通脹的新理論和政策工具。其中，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最有影響。貨幣學派的領軍人物是在經濟學領域浸淫多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弗里德曼，因此有人為他這一派學說送上“主義”的桂冠，稱為貨幣主義(Monetarism)。如今國內經濟界還常有人引述他的名言“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只是一種貨幣現(xiàn)象”。貨幣學派認為，抑制通貨膨脹，要靠減少政府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
供給學派成員較為復雜，有經濟學教授，也有政客和官僚。他們沒有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共同之處是在媒體上積極鼓吹治理通貨膨脹要靠增加供給，提出減稅、削減政府開支，以刺激廠商積極性，增加供給的政策主張。有人譏諷他們是“供給那一邊的(Supply Side)”。
從理論上說，這兩派學說都有缺陷，但他們提出的政策主張當時確有一定可行性，里根和撒切爾夫人都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貨幣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供給學派也成功地說服了里根，吸收“那一邊”中的重要成員參與政策制定。美英等西方國家也確實在這兩個學派影響下，成功地治住了通貨膨脹。他們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對我們今天治理通脹也許還能有點兒參考意義。
有評論認為，現(xiàn)在央行所采取的一些貨幣政策措施很有貨幣學派影響的痕跡。對此，筆者有同感。但更想說的是，當年供給學派主張更多利用財政政策工具，增加供給對付通脹的主張，可能對我們更有參考價值。因為，在十多億中國人還沒過上全面小康日子的情況下，靠壓抑需求治通脹，讓老百姓少吃點兒，少喝點兒，未必是上策。
當然，當年美國國情與現(xiàn)在中國國情不同，供給學派幫助里根政府制定的具體政策并不能完全適合中國現(xiàn)狀。中國目前的通脹主要表現(xiàn)為食品價格上漲過快。而中國不僅已經取消了農業(yè)稅，而且還對一些農業(yè)生產項目提供補貼，因此不可能靠減稅刺激農業(yè)部門增加供給。但是，中國食品價格中，流通費用占比很大。這些流通費用中，有多少是稅？又有多少是說不清道不明的“費”？能不能通過降低流通領域中的稅、費，刺激流通領域增加服務供給，從而降低食品價格，抑制通貨膨脹？值得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