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從技校來“實習”的學生，他們多數(shù)是未成年工。其工作強度、加班時間等，與社會招聘的工人無異。惟一的區(qū)別是：他們要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或多或少的一筆錢給學校，名曰“實習管理費”。這樣的“學生工”，在深圳富士康的部分生產(chǎn)線，約占30%，在重慶富士康，甚至更高。
“學生工”所做的工作，常常是一個初中生在培訓幾小時后就可勝任的簡單勞動。“這些職業(yè)教育學校已經(jīng)成為了給工廠提供年輕、廉價、馴服的勞動力的中介公司。”學者潘毅說，“國家每年對中等職業(yè)教育投入那么多錢，但學校提供給社會的，卻是這類沒有任何真正技能的工人。”
如果知識能改變命運，那么，黃夏讀技校之后，改變的是什么呢？
有兩個初中畢業(yè)生。甲畢業(yè)后直接到富士康打工；乙則讀了技校(或者職業(yè)高中)，每年交四千多元的學費學習酒店管理的中等專業(yè)技能，一年后，學校組織實習，兩個16歲的少年在同一條生產(chǎn)線上相遇了。他們加同樣的班，拿同樣的工資。
黃夏便是這個“乙”。他幾乎清晰地看到了自己2011年夏天從技校畢業(yè)以后的每一步：進入一家工廠，從事著和專業(yè)無關的工作，拿著一份和自己“學歷”無關的薪水。讀或者不讀技校，于他，區(qū)別僅在于花沒花這一萬多塊錢的學費。
黃夏被稱作“學生工”。“學生工”是這樣一批少年：自覺讀大學無望，又不甘接受“農民工”的命運，于是進入技校或者職業(yè)高中學習，企圖習得一技傍身，但就在一年后，便幾乎毫無例外地陷入迷惘。
他們的迷惘在于：現(xiàn)代科技下的生產(chǎn)線，已經(jīng)盡可能地簡化了工人所需的生產(chǎn)技能。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每一個初中畢業(yè)生經(jīng)過幾個小時的培訓都可以勝任。于是，讀技校或者職業(yè)高中，幾乎變成了一次“奢華旅行”。
南方周末記者調查了解，目前，黃夏這樣一批年齡在16到18歲之間的學生工，已經(jīng)是很多企業(yè)的主要勞動力。去年，由兩岸三地多所高校實施的關于富士康的一項調查報告稱，根據(jù)問卷抽樣，深圳富士康很多生產(chǎn)線上的學生工比例大約占了30%。今年，北京大學富士康調研小組對重慶、成都的富士康學生工也進行了調查，認為學生工比例遠超深圳。
“學校成了中介公司”
黃夏，1994年出生于重慶江津區(qū)白馬鎮(zhèn)。父親是建筑工人，常年流動在重慶的建筑工地，只是在農忙的時候才回家。媽媽身體不好，在家休養(yǎng)，張羅三畝多山地，田間的一些重活經(jīng)常由黃夏來做。
2009年，黃夏讀初三下學期的時候，重慶江南職業(yè)學校來學校招生。他覺得自己成績不好，考不上高中，于是在中考前一個月進入職校。黃夏的專業(yè)是信息技術，后來學校并入重慶工商職業(yè)學校，他也從信息專業(yè)轉到電子專業(yè)。
學校合并對他們影響不大，唯一的變化就是換了校長，而且是一學期換一個，他覺得經(jīng)常換校長的原因是之前的幾任校長在學校管理上不嚴格，每天都有學生翻墻出去玩。
在職校讀書，每年要交4000塊錢的學費，這筆錢對家里來說還不算太大的負擔，爸爸的收入能夠支持他讀到畢業(yè)。剛入學的時候班里有七十多人，一年多之后，就只剩下二十多人了，他說那些中途退學的人可能覺得在學校太枯燥了，學不到東西。而且老師管理也很隨便，他的班主任也換了好幾個，上一任的班主任每天忙著復習公務員考試，根本不管他們，后來考上了公務員就離開了學校。
來自貴州一所技校的16歲的劉欣，則聲稱自己當初是被“騙”進學校的。高年級的老鄉(xiāng)暑假回鄉(xiāng)，給她描繪了學校良好的教育氛圍和就業(yè)出路。但到學校之后，她才知道，教育氛圍、就業(yè)前景，“都是吹的”。高年級的老鄉(xiāng)之所以勸她去，是因為學校規(guī)定，誰招一個學生，學校“獎勵”500塊錢。
這是盛行內地的“潛規(guī)則”。近年來，初三班主任“倒賣”學生到技校或中等職業(yè)學校，賺取回扣的新聞經(jīng)常見于報端。
中國的近代職業(yè)教育，始于民國。先驅黃炎培先生認為職業(yè)教育的目的在于為個人謀生和服務社會作準備，為世界及國家增進生產(chǎn)能力作準備。近幾年來國家加大職業(yè)教育投入，重視職業(yè)教育價值，溫家寶總理曾指出，大力發(fā)展職業(yè)教育，是推進我國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的迫切需要，是促進社會就業(yè)和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也是完善現(xiàn)代國民教育體系的必然要求。“現(xiàn)在實際上這些職業(yè)教育學校已經(jīng)成為了給工廠提供年輕、廉價、馴服的勞動力的中介公司。”長期關注中國農民工問題、調查“學生工”現(xiàn)象已經(jīng)兩年的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香港理工大學與北京大學合辦)副主任、教授潘毅說。
2011年3月新學期開始時，學校通知說要出去實習，期限為6個月，可以自由選擇實習單位，但他們對實習單位的情況不了解，班委拿了一張富士康的宣傳單問有沒有人要去，他們不清楚富士康是做什么的，班委就把全班的人都登記為到富士康實習，結果學校向每個人收了150元的安置費，用大巴把他們送到了位于重慶西永微電園的富士康廠區(qū)，在參加完一個星期的軍訓后他們就上流水線工作。
另一些學生，幾乎已經(jīng)成了“職業(yè)實習生”。
小惠今年才18，是貴州大方縣匯靈職業(yè)中學的學生。她學的是酒店管理。去年學校便組織他們去江蘇常州一家電子廠打工“實習”。4個月后，每個人才給了2000塊錢，最后他們三十幾個人走得就只剩下十幾個了。“在常州的工作，學校里說是教學實習，其實去的學生中有學計算機的、學旅游的、學酒店管理的，根本談不上什么教學，不過就是在生產(chǎn)線上擰螺絲釘罷了。”小惠說。
今年上半年，小惠他們去學校報到，本以為開始上課了，誰料到又被拉來了富士康，說是實習半年，半年后回學校參加畢業(yè)考試，畢業(yè)后愿意的話還可以繼續(xù)留在富士康。在富士康軍訓了幾天，現(xiàn)在說要送小惠他們去昆山。
“職業(yè)實習生”
來富士康，是黃夏的第一次正式實習，之前他只是在暑假的時候，跟爸爸在建筑工地上干了兩個月的活。
他們學校離富士康廠區(qū)有半天的車程，學校老師把他們送過來之后就回去了，沒有駐廠，他來這邊上班一個多月沒找過老師。
黃夏跟他的同學被打亂分配到各個部門，他去了組裝生產(chǎn)線，他們那條線上有三四十人，全都是學生。有幾個人跟他是一個學校的，在校時并不認識，在生產(chǎn)線上卻成了好朋友。他的工作是打螺絲，每天拿著螺絲槍，一塊板要打四顆，標準的作業(yè)時間是12秒，剛開始的時候，沒有做熟練，動作慢，他們那條線的產(chǎn)量不高，經(jīng)常被線長、組長罵，他們就當耳旁風，不理睬，后來熟練了就越做越快。“每天都這樣的話，覺得很枯燥，學不到什么東西，而且好幾斤重的螺絲槍拿在手上12小時，手臂很累，晚上睡覺都會酸痛。”黃夏說。
3月8日進廠，這個月份工作了20天左右，拿到1300塊錢，全都寄回家給媽媽，自己靠學校發(fā)的補助生活。也就在一個月后，黃夏開始琢磨自己當初讀技校的選擇：“我所從事的工種，和富士康通過社會招聘進來的工人一模一樣，收入也一模一樣。”
一些同學在廠里上了十幾天班，覺得實習無聊、辛苦，就跑回家了。像這種私自跑掉的，學校也不怎么管，只要畢業(yè)的時候回學校拿畢業(yè)證就可以了。如果想換其他的實習崗位，學校也會幫安排，不過可能是跟下一屆的學生一起再赴富士康。
王秀是重慶彭水人，1993年出生，2009年進入重慶工業(yè)管理職業(yè)學校學習電子專業(yè)，每年學費5000。按學校的教程，學期三年，第一年是上公共課(好多課文還是初中學過的)，第二年是上專業(yè)課，學電工和電子技術等，第三年是實習。
但她是二年級下半學期，也就是2010年3月便進入富士康實習。在深圳富士康，一直做到12月。她不想留在深圳，就跟一些同學回來了，今年又進入重慶富士康實習。什么時候實習結束，尚不清楚。
“深圳那邊的干部不把員工當人看，”她解釋自己回重慶原因，“比如坐在凳子上，屁股所占的面積不超過三分之一，超過了線長會罵，在車間里絕對禁止講話，不能把任何東西掉在地上，衣服上不能有帶鐵的東西，包括皮帶，一點都不人性化。”
南方周末調查了解到，這些從技校來“實習”的學生，工作強度、工作時間、加班時間，以及和工廠所簽的用工合同，與社會招工的工人，無任何區(qū)別。惟一的區(qū)別也許在于：他們要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或多或少的一筆費用給學校，名曰“實習管理費”。并且，他們不少人還是16歲左右的未成年人。
這筆費用各學校不同。比如王秀每月必須拿260元給學校；而黃夏則只是一次性拿了150元給學校。來自綦江南方學校(職業(yè)高中)的劉勝則告訴記者，他們學校沒有找他們收一分錢的“實習管理費”。
在每一個晚上9點左右，西永微電園外的“西永天街”一帶，都仿佛是中學校園一樣。那些年輕的臉在夏日重慶燠熱的空氣里徘徊。他們每天的時間表是：早晨7時40分開早會，8時上崗，11時開始吃午飯，一人只有半個小時，下午四點半開始吃晚飯，同樣是半小時，晚上8時下班，總共是12小時。
這里每一棟宿舍樓，都穿上了“裙子”——張開的鐵絲網(wǎng)。這是2010年富士康13連跳后工人宿舍樓必備的設施。“裙子”里生活的“學生工”們的境況，則太大變化：每天早晨要六點多起床，洗漱，吃早餐，走到廠區(qū)，晚上走回宿舍，吃宵夜，洗澡等，這些要花去至少3小時，為了恢復體力，要留有8小時的睡眠時間，因此晚上十點多就要開始關燈睡覺，剩下的一小時分配給必要的諸如上網(wǎng)、購物、朋友交往等活動。“給人的感覺是從睡夢中醒來就要干活，干完活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宿舍倒床就睡，醒著干，累著睡，日復一日，看不到盡頭，讓人有一種不想醒來，一直都睡下去的念頭。”黃夏說。
周末或調休的時候，黃夏會跟同學出去玩，自己買一些衣服，或者陪同學買手機。離廠區(qū)最近的商業(yè)街是沙坪壩區(qū)的三峽廣場，他們去過那里三四次了，可每次再去都還會迷路。
“使用學生工的行為，是一種對教育資源的綁架。”潘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國家每年對中等職業(yè)教育投入那么多錢，但學校提供給社會的，卻是沒有任何真正技能的富士康的合格工人。”
但至少目前看來，工廠、政府、學生工，三方都從目前的模式下“獲益”了。工廠解決了用工短缺，政府解決了引資項目，學生“補貼了家用”。
各地政府顯然樂見于目前的現(xiàn)狀：早在2009年，富士康集團便與重慶119所職業(yè)院校共同簽訂實習員工管理協(xié)議，協(xié)議規(guī)定學生實習有“2＋1”或“1＋1＋1”兩種方案，“2＋1”即前2年在校園學習，第3年實習就業(yè)；“1＋1＋1”即指第1年在校學習，第2年在工廠頂崗實習6-9個月，第3年實習就業(yè)。
2010年9月，河南省教育廳則下文省內各地的職業(yè)學校，要求各學校動員、組織二三年級的學生到富士康進行頂崗實習，以“保證富士康集團正式落戶河南、年內批量投產(chǎn)后有充足的高素質員工隊伍”。
從文件措辭里能看到地方政府對于富士康“用工”的支持，該文件要求(2010年)9月6日起，河南全省的職業(yè)學校，要每天將組織報名情況上報教育廳，9月10日前“務必”完成下達的一半任務量，9月20日之前完成全部任務，“要嚴格落實一把手責任”。
幾乎在同一時間，山西省教育廳以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也組織省內各職業(yè)技能院校學生前往富士康實習。
根據(jù)現(xiàn)有的明文規(guī)定，學酒店管理的小惠，是不該來富士康的。2010年出臺的《教育部辦公廳關于應對企業(yè)技工荒進一步做好中等職業(yè)學校學生實習工作的通知》規(guī)定：不得安排學生在“非本專業(yè)對口行業(yè)”實習。但有學生工告訴記者，學校每學期要保證給富士康送一定數(shù)量的實習生，“如果不夠的話，教育局會扣住補貼給學校的經(jīng)費，比如說是獎學金和貧困生助學金之類，學校為確保這個人數(shù)指標，即使專業(yè)不對口，也要保證人數(shù)。”
于是，各種紅頭文件下，黃夏、小惠、王秀他們的細小命運，便被忽略了。學生大規(guī)模的退學、實習期大面積的缺席，已經(jīng)從學生的角度折射出他們對此種模式的失望。
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解不開一個困惑。“如果就是為了來富士康工作，我當初為什么要讀技校？”王秀說。
看不到的未來
黃夏五一休假沒有加班，他回家?guī)蛬寢尫N秧苗去了，之前家里收水稻、打谷子，都是他跟媽媽做的。“以后打工了，就不能幫媽媽插秧了。”他希望過幾年攢點錢給家里蓋一座新房子。但打心底里，他不知道讀技校會給自己的賺錢計劃提供什么幫助。“只能先在廠里做著，實在熬不下去，就出去跟朋友在社會上闖蕩幾年，積累社會經(jīng)驗。”
而小惠這幾天很開心，爸爸答應在她生日的時候給她一筆錢。她打算用這些錢去洗牙齒。小惠說，她有同學就洗了牙齒，洗了牙肯定更好看，說著就不好意思地笑起來。至于更遠的將來，小惠便沒再去想過，“回家打工吧？！”她說。
她說即使再累，也會在富士康待到年底，因為今年奶奶要做壽，姐姐剛生了孩子，自己要存錢給老人和小孩買禮物，每個月再節(jié)省點的話，還可以給自己買一臺電腦。
她仍然相信自己能夠改變命運。“我想讀個大專，可是要六千的學費，今年沒那么多錢，所以讀書的念頭只能先放在心里，等有足夠的學費再說。”小惠說。
實際上，他們的技校(中等職業(yè)學校)經(jīng)歷，已經(jīng)結束了。他們可以選擇在實習結束之后回到學校完成學業(yè)拿到畢業(yè)證，但許多人并不會做此選擇，反正拿到畢業(yè)證，也是打這么一份工。他們發(fā)現(xiàn)，兩年或者只有一年甚至半年的學校教育，數(shù)千元甚至上萬元的學費，只不過換回了一份幾乎不需要任何學識技術的富士康普工工作。
在重慶西永微電園，幾乎每隔一兩天，就能看到有大巴車載著一兩百學生過來，直接入住富士康的宿舍，參加軍訓，分配部門車間，上線干活。整個流程簡單快捷，這些的勞動力就好像是提前預定的。他們是完美生產(chǎn)線上，完美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