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內通脹預期已經形成,推動貨幣政策轉向已是必不可少。一些專家提出,由于本輪通脹預期是流動性、成本性、輸入性等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光靠貨幣政策難以解決全部問題,應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貿易政策三方面推進,盡快制定有效措施,果斷阻隔通脹蔓延。
當前國內通脹預期已經形成
CPI最好能控制在4%多一點或5%之內,否則可能會激化全社會的通脹預期。
“2011年上半年的物價調控壓力是比較大的。”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說,考慮到去年CPI走的是快速上揚態(tài)勢,年初的低基數將對今年上半年的CPI同比漲幅產生影響,一旦出現(xiàn)氣候或其他漲價因素,個別月份CPI同比漲幅很容易達到5%,甚至接近6%,形成較強的政策調整壓力。
巴曙松說,全年物價走勢能否走出“前高后低”走勢,仍然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因素。一要看國際資源價格上漲的持續(xù)性,2011年如果美國等發(fā)達經濟體走強,那么將增大對國際資源品的需求,我國面臨的輸入性通脹壓力相應會增大。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如果管理不當,有可能在特定時間窗口使經濟呈現(xiàn)從快速增長到階段性的偏熱傾向,從而可能帶來物價上行壓力。
“現(xiàn)在該是‘盛宴之前撤酒杯’的時候了。”銀河證券研究部董事總經理左小蕾的觀點獲得了多位專家認同。他們分析認為,當前國內通脹預期已經形成,但物價漲幅應該還是國民經濟可以承受的。預計2011年我國CPI漲幅應在4%到4.5%,高的話應不會超過2007年、2008年的物價高點。關鍵在于決策層應盡快采取有效措施,使物價不致超出可控范圍。
左小蕾說,CPI最好能控制在4%多一點或5%之內。推高零點幾個百分點,可能在部分商品價格上反差并不明顯。但是經一些渠道渲染后,會激化全社會的通脹預期,從而加劇商品的炒作甚至囤積現(xiàn)象,而一定時間或空間內的供求失衡,又會對整體物價上漲形成推波助瀾之勢。
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說,如果投資者老老實實辦企業(yè)、賺錢、存款,最后拿到的一直是負利息,以后還會有人安心做企業(yè)、做產品嗎?當前的物價問題不僅關系到居民的衣食住行,也關系到整個民族的創(chuàng)新動力與發(fā)展后勁。
每斤5元人民幣出售“伊拉克蜜棗”
貨幣寬松和工資上漲一旦形成循環(huán)就很難收斂,因此當前收緊貨幣非常重要。
去年四季度國家發(fā)改委等部門緊急出臺一系列穩(wěn)定物價措施后,不少商品價格在短時間內出現(xiàn)了企穩(wěn)或回調跡象。一些專家提出,采取行政手段控制物價在某一時期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應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貿易政策的調整,改善社會的經濟、貿易和投資消費結構,控制通脹預期愈演愈烈。
周其仁援引上世紀60年代“伊拉克蜜棗”的故事反證某些領域“限購”的欠科學性。當時國家為治理通脹,在1962年前后往國內市場推出以每斤5元人民幣出售的“伊拉克蜜棗”,那時的5塊錢差不多是城鎮(zhèn)職工平均月薪的十分之一,可以敞開供應,結果真把市場上多余的貨幣收回去了。這說明為有效應對通脹,政府不但不能實施全面的價格管制與市場干預,而且要主動網開一面,選出幾個商品和市場,讓價格機制發(fā)揮更大的作用。
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說,中央及時把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轉為“穩(wěn)健”是非常理智的。貨幣寬松和工資上漲一旦形成循環(huán)就很難收斂,因此當前收緊貨幣非常重要,這是打斷循環(huán)的必須。當前的貨幣政策不僅要“穩(wěn)健”,而且應該是“中性偏緊”。
中國建設銀行研究部總經理郭世坤認為,解決通脹問題不只是貨幣政策的事情,還要運用財政政策等綜合性措施。對于負利率問題,政府可以選擇對低收入家庭加大價格補貼力度,在可能的情況下,可以按受通脹影響程度對社會群體進行分類,相應采取補助措施,使全社會對于通貨膨脹的容忍度適當提高。
周其仁提出,多年的出口順差和央行被動發(fā)放基礎貨幣是流動性過剩的“癥結”所在,要控制通脹預期,必須調整我國的貿易政策,要出臺能降低關稅、改善服務、降低交易費用的有效措施,加大進口力度,平衡國際收支。
周其仁說,去年以來,我國居民的海外代購、境外直購流行了起來,這其實是真實匯率(即名義匯率+通脹率)升值的后果。相關部門對這些代購、直購嚴格征稅雖然有助于維系不同貿易通道之間的稅負公平,但更可取的做法,應該是審時度勢,適度減少進口稅費和提供進口服務便利。這對外有助于平息貿易保護主義指責,對內能增加商品和勞務的供給,抑制通脹。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貨幣政策司副司長金中夏等人提出,以前規(guī)定國內企業(yè)必須結匯才能享受退稅,現(xiàn)在政府是鼓勵出口企業(yè)把外匯留在境外的,但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等原因,企業(yè)和商業(yè)銀行都不愿意持有外匯。加上大量出口順差,現(xiàn)在進來的外匯量太大了,所以平衡進出口已是當務之急,應抓緊研究下調關稅等進口推動措施。
治理通脹并不等于治理物價
治理通脹并不等于就是治理物價,而是治理貨幣。
從經濟學上來說,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xiàn)象。專家提出,當前貨幣問題上的一些“亂像”,如基礎貨幣超發(fā)、銀行放貸沖動、幣值不穩(wěn)定等,最終解決途徑應是推進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等深層次改革。
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說,國內銀行業(yè)為什么要依賴“吃利差”,為什么放貸沖動強烈,是因為沒有一個市場化的利率,存款多了壓力大。我國早就提出了要素市場化目標,但利率、匯率至今沒有實現(xiàn)這一目標。調節(jié)貨幣政策也應盡量多用市場化途徑,當務之急是要讓老百姓的存款利息“由負轉正”。
曹遠征認為,匯率的問題也是一樣的,要在國際上形成穩(wěn)定的幣值,只有通過市場來決定,所以應加快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第三國使用,可以鼓勵東南亞、南美一些國家到香港借人民幣,從中國進口機械、設備、勞務,讓人民幣進入對方資產負債表,成為計價、結算、儲備工具。這既是為全球經濟再平衡做貢獻,也有助于健全人民幣進出通道,緩解國內通脹問題。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研究室主任曹紅輝說,現(xiàn)在國內的資本項目管制太多,如居民購買外匯規(guī)定不能超過5萬美元,辦理程序還很麻煩,客觀上助長了居民手中的人民幣和國家外匯儲備“兩頭閑置”的局面,應該放寬居民對外投資的渠道,鼓勵居民購匯和使用外匯。
周其仁認為,當前我國貨幣超發(fā)的核心問題就是匯率收儲方式問題,即央行發(fā)放基礎貨幣收購外匯。建議用國企上繳利潤、土地出讓金收入等設立財政性匯率調控基金,把那些已在市場上流通的人民幣收集起來用于購匯,這樣既能保持匯率穩(wěn)定,又不影響國內幣值穩(wěn)定。
他說,通貨膨脹的表現(xiàn)形式是物價上漲,但治理通脹并不等于就是治理物價,而是治理貨幣。吸納貨幣最直觀也是最根本的途徑還在于啟動投資與消費,應下決心把政府和國有企業(yè)掌握的一些社會性資源向民間開放,進一步開放民辦教育、民營醫(yī)療,而不是把進入鋼鐵業(yè)和煤炭業(yè)的民間資本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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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機時期:國際貿易的制度風險依然明顯
日前發(fā)布的《2011年國際貿易國別風險報告》對全球各主要地區(qū)、主要經濟體的貿易和投資市場風險狀況作出全面梳理。報告提出,盡管全球市場的復蘇勢頭超出預期,但其中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風險。
作為中國企業(yè)“出海”的首選,亞洲市場的不確定因素仍不可忽視。在歐盟市場發(fā)展趨緩,但俄羅斯國際化步伐加快將有利于中國企業(yè)拓展歐洲市場。美洲市場潛力巨大,中國企業(yè)在與美洲其他國家開展經貿往來時,則應特別注意處理好與美國市場的關系。作為中國的外貿重點,2010年中非經貿關系發(fā)展勢頭良好,但受非洲政治、天氣等因素影響,2011年中非經貿關系面臨的不確定因素有所增加,中國企業(yè)在該地區(qū)開展經貿活動的風險有所上升。
政策環(huán)境方面,金融危機后的制度風險依然明顯。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面臨的惡劣制度與政策環(huán)境并未從根本上得到改變。盡管世界經濟出現(xiàn)復蘇勢頭,但經濟運行過程中仍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消費需求尚不足以支撐世界經濟的全面復興。而且,就業(yè)市場低迷不僅直接影響個人消費,也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歐美國家的保護主義行為。為緩解就業(yè)壓力,美、歐等經濟體先后出臺了“獎出限入”措施,實施“再工業(yè)化”,鼓勵產業(yè)回流。同時,歐美經濟體利用本幣貶值手段提振經濟、促進出口,對人民幣升值形成了較大壓力,中國企業(yè)面臨的匯兌風險和競爭壓力都在增大。從WTO的大框架看,近年來針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關稅壁壘逐步弱化,但其他貿易壁壘卻更趨嚴重,其中尤其突出的是貿易救濟措施和技術壁壘。
《2011年國際貿易國別風險報告》是由《中國海關》雜志邀請商務部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qū))指南編制辦公室、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中國經濟外交年鑒》等機構的專家共同編制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