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資料照片 |
隨著元宵節(jié)結束，農民工迎來又一波返工潮。
記者在廣東、重慶、江西等地采訪了不少農民工，他們中有的剛出家門不久，有的僅有一兩年外出打工經驗；有的打工時間超過十年。他們目睹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參與全球博弈，也見證了經濟結構調整、產業(yè)大規(guī)模轉移帶來的酸甜苦辣。他們的心路歷程，既標記過去，也關系到中國未來的城市化和工業(yè)化進程。
心態(tài)一 盼“工作穩(wěn)定”
面對用工單位對勞動力資源的渴求，不少農民工表現(xiàn)得較為冷靜和理性。
重慶市豐都縣三合街道丁莊村農民工張樹超告訴記者，農民工不怕工資低、待遇差，怕的是工作不穩(wěn)定，在各地到處流動。張樹超2004年外出打工，7年時間里先后換過12個工作，大部分工作時間都不超過一年。“農民工本來工資就低、加上頻繁找工作所需的時間和花費，耗費就更大。”張樹超說。
重慶匯能勞務有限公司總經理唐樸是永川區(qū)最大的勞務經紀人，平均每年經手勞務輸出在1.2萬人左右。唐樸說：“今年各地都在爭搶勞動力，農民工就業(yè)話語權增加，在同等薪資水平下，那些愿意為農民工提供3年以上穩(wěn)定工作合同的企業(yè)更受農民工青睞。”
心態(tài)二 就業(yè)去向“隨大流”
在重慶市永川區(qū)大安鎮(zhèn)、銅梁縣石魚鎮(zhèn)和開縣漢豐街道等地，記者先后和20多名農民工進行座談，發(fā)現(xiàn)他們之所以選擇東部，原因大體可以歸結為：第一，與東部相比，中西部就業(yè)機會還是太少，工資水平總體而言還是比較低的；第二，中西部勞務市場仍不發(fā)達，就業(yè)信息不暢，即便有工作崗位，大家也沒有渠道獲知；第三，農民工打工主要還靠同鄉(xiāng)、親屬關系網絡，“慣性”使他們首選沿海。
在渝西地區(qū)，有“只要一個大包工頭，就能帶空半個村”的說法，說的便是農民工就業(yè)更依靠親戚、朋友等傳統(tǒng)關系網絡，而非勞務市場或招聘會。
江津區(qū)慈云鎮(zhèn)一水村是個勞務大村，全村3800多人，有近2000人在外務工。村民傅思翔2005年在浙江紹興開設了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其后5年多時間，先后招收270多名本村村民到紹興打工。
從2007年開始，一水村2組村民劉士貴就在傅思翔公司當搬運工，每月工資有3000多元。他告訴記者，之所以愿意長期跟著傅思翔干，原因就在于大家都是一個村出來的，大都知根知底，平時有事可以互相幫忙，春節(jié)也不怕老板拖欠工資。
心態(tài)三 老資格農民工不慌
曾幾何時，到沿海地區(qū)去打工是內地多少農民的心愿。但僧多粥少，大家一開始都遭到了一些白眼。直到后來資本大潮席卷沿海，世界工廠對勞動力的無盡索求，農民工兄弟們終于翻了身。
記者20日在東莞長安鎮(zhèn)智通人才市場見到謝軍時，他正在認真研究墻上張貼的培訓課程。26歲的他來自湖南邵陽，16歲時因為不愿繼承家里的耕田，跑出來找工作。謝軍還清晰記得如何找到第一份工作。為了擠進惠州一家五金廠，他第一次去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在惠州轉悠游玩了一個月。第二次依靠姑姑的推薦，還偷偷塞給保安一包煙，才順利進入工廠。
“現(xiàn)在要找就輕松很多了。簡歷投出去，回復率有50%-60%。很多時候，工廠還會打電話催你去面試。”轉換過多份工作的謝軍說。
從農民工找工難到工廠招工難，來自湖北恩施的李清平同樣經歷了這個歷史性轉折。今年32歲的他在12年前找第一份工時，還是靠老鄉(xiāng)求情。去年，他辭職后重新找工作，簡歷投出后，居然收到了五六十份面試約請。今年春節(jié)，他在老家待了一個月才重新回來，對著各種招聘啟事笑著評點。
來自河南的何芳今年四十歲了，在一群年輕求職者中頗顯醒目。她不愿守著田地，到東莞打工已經有14年。“種田哪能賺到什么錢哦，也就是每年七八月收割后賣一兩千元。打工起碼每個月還能有工資賺。”何芳說。
但剛開始也不容易。不少工作限定只招男性，對女性則有不少限制。何芳輾轉才找到虎門一份織布的工作。“但你看看現(xiàn)在。”何芳指著墻上的招聘啟事，“除了保安，大部分工作都要女的。現(xiàn)在的女孩子可比我們那時候幸運多了。”
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也反映在農民工們對工資的態(tài)度上。記者采訪的這三名農民工，每人在這十多年間都換過至少五六份工作，最短的一份工作不過做了一個月，對待遇和環(huán)境的不滿意是頻繁換工的主要原因。與初入工廠時相比，農民工們希望能有更體現(xiàn)尊嚴的報酬。
李清平屬于技工，每月能有3000元，但他一與其他工人比，心里有些不平衡。“聽說虎門南坊工業(yè)區(qū)有個電子廠，普工都能做到4000元-5000元。”
類似李清平這樣的老資格農民工，不再將勞動所得與做農活時相比，而是與其他產業(yè)工人相比，這對企業(yè)的勞動力成本無疑提出考驗。
心態(tài)四 不甘再做低端勞動力
從本世紀初起，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呼喚未曾停止。是繼續(xù)在低端勞動力市場徘徊，領取微薄的薪水，還是奮勇向上游？農民工群體在思索、猶豫。其中一部分通過培訓、自學，重新規(guī)劃職業(yè)道路。
謝軍在辭去惠州五金廠的工作后，又輾轉來到東莞一家首飾加工廠，隨后又前往廣西從事農田建設的管理。盡管工資從惠州時的每月400元上漲到1500元，但謝軍已經本能感到危機，“這個時代，不提高就會被淘汰的。”在廣西期間，他在工作之余進修機電維修，在一位老師傅指點下，從完全摸不著頭腦到掌握竅門，只花了十天時間。后來謝軍考取了電工資格證書。
為了提高電工技能，謝軍在中山一間照明廠找到工作。“其實工資只有1200元，比在廣西時候還低，但我把它當做一個實習的機會，因為我喜歡機電。”目前，謝軍在東莞聯(lián)冠實業(yè)集團有限公司做電工，工資每月2000元。
在智通人才市場，謝軍著重看的是編程控制器(PLC)工程師培訓的項目，準備報一個初級班，從一名電工升級為貨真價實的電氣工程師。他告訴記者，在業(yè)余時間最喜歡做的事情，也是逛逛書店，給自己充電。
相對而言，李清平早早選好了方向。他從1999年開始在幾家深圳的臺資電子廠輾轉，從作業(yè)員做到科長，工資也從最初的每月700元上漲到3000元。隨著近幾年深圳電子廠轉移到惠州和東莞，他也隨之到東莞找工。“我在電子行業(yè)已經做了12年，市場上有我這樣經驗的工人不多。”言談間，李清平頗顯自信。
但以李清平這樣熟練的技工，去年也已從組長升至科長，卻辭去了科長一職，本次找工作，更直言只想做個“技術員”。為何？“做我們這一行，壓力太大，有一位同事36歲，看起來卻像60歲的老頭，現(xiàn)在只想喘口氣，找個輕松點的工作。”李清平說。
何芳則屬于另一類農民工。談及通過培訓提高技術能力，她一臉難色：“就我們這一把年紀了，想學也學不來啊。”何芳在虎門已經換過幾份織布工作，工資徘徊在1000元-2000元之間。
記者發(fā)現(xiàn)，十年之間，農民工這個群體對職業(yè)前景的規(guī)劃已頗見分歧。他們在此方面的整體面貌，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速度。
心態(tài)五 “都市生活繁華，但不屬于自己”
江西是勞動力資源大省，富余勞動力多往省外轉移，隨著近年產業(yè)轉移步伐的加快，回流的農民工明顯增多。
記者日前在新余市的“春風行動”招聘現(xiàn)場遇到今年26歲的分宜縣楊橋鎮(zhèn)農民工邱香，6年前她就外出打工。“今年不準備外出了，總不能一輩子在外打工，現(xiàn)在該是生育小孩的時候了。”邱香說，現(xiàn)在家鄉(xiāng)這邊的就業(yè)機會在增多，雖然還比不上在外的收入，但自己能夠接受。
許多農民工表示，自己初入社會時選擇工作都會毫不猶豫地離開家鄉(xiāng)去經濟發(fā)達的沿海地區(qū)，之所以這樣是好奇大城市的生活，是希望開闊眼界，見見世面。然而經歷過在外打工的生活之后，他們慢慢地都傾向于回到家鄉(xiāng)。很多人表示，盡管外面的都市生活繁華，但根本不屬于自己，房價那么貴，打工又很難穩(wěn)定，更別說要融入城市。
高安市的農民工周琴說，這種心態(tài)在年輕的農民工身上具有普遍性，沒出去過的都想出去看看，而在外面呆了幾年的，只要家鄉(xiāng)這邊有還可以的工作，大都愿意回來。
記者在重慶采訪的不少農民工，平均外出務工時間都在7年以上，他們普遍期待就是，能夠改變以前“在經濟上被接納、在待遇上被排斥、在身份上被歧視”的尷尬狀態(tài)，在不斷提高收入水平的基礎上，政府和用工企業(yè)能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發(fā)展條件和與城里人一樣的身份待遇。
鏈接：各方評說“招工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