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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舊舊的相冊，發(fā)現(xiàn)勇于選擇的基因早就埋藏在父輩的血脈中。父親曾只身跳上通往日本的航船，苦學4年。母親在12歲的時候就自己做主，踏上一列從東北開往北京的列車，執(zhí)掌自己的命運。兩個人在人生某一個節(jié)點奇妙地相遇。
1938年的冬天，抗日戰(zhàn)爭的烽火彌漫了大半個中國，北平、上海、武漢、廣州等城市紛紛淪陷，全國抗日戰(zhàn)爭開始由戰(zhàn)略防御轉入戰(zhàn)略相持階段。
西安某地，任職于陜西省“戰(zhàn)時行政人員訓練所”的李天民正在進行抗戰(zhàn)宣講，抗戰(zhàn)形勢不容樂觀，臺下青年們的激情被臺上這個年輕人點燃了。愛國演講使這個年輕人周身散發(fā)出迷人的光芒，他個頭不高，但情緒激昂，兩只眼睛炯炯有神。此時，他并不知道，在臺下的茫茫人海中，有一個19歲的年輕女孩，正滿眼愛慕地注視著他。
那就是我的母親，王雅清。那一天，是我父親母親的第一次相遇。這次相遇，也是他們相伴50載風雨人生的起點。
站在演講臺上的李天民，就是我的父親，1909年生于四川華陽（現(xiàn)今的成都市華陽鎮(zhèn)）。父親不茍言笑，嚴肅謹慎，加上我11歲時又遠渡重洋，此后多年在美國生活。所以，天然的距離導致一條無形的鴻溝，讓我和父親溝通很少。
所以，關于父親，很多細節(jié)現(xiàn)在已經無從知曉，這成了我最大的遺憾。此后多年，我把對他的了解，盡最大的努力拼接成一幅完整的人生圖畫。
對于父親，我的五姐李開敏曾經寫文章對他有點滴回憶，“父親13歲從軍，身高還不及槍桿子高，后來因為內亂，部隊解散，重返家園，曾被安排到一父執(zhí)輩家中協(xié)助管家，但父親一心向學，后經何姓鄉(xiāng)親的贊助，前往日本留學。”
母親告訴我，不懂日語的父親，寒窗苦讀5年，獲得了早稻田大學經濟學學位。那段時間，獨在異國他鄉(xiāng)的父親經常感覺寂寞。晚年的時候，他多次回憶起當年的留學生活，每當想起一位中國太太吟唱《陽關三疊》一解鄉(xiāng)愁，都會為之動容，不能自已。
從日本回國以后，父親先是在南京《中國日報》任總編輯，他在當時算是個才子，文筆極佳。后來，父親在“中央軍校成都分校”任教，抗戰(zhàn)前參加民族復興運動，后又至西安行政訓練所辦理訓導教務，在成都“青年團”工作，任干事長。1948年，他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
在遇到我母親之前，父親曾結過一次婚。那時候他也就19歲，婚后留有一兒一女，也就是后來跟隨我母親生活的大姐和大哥。不過，父親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老二后不久就過世了。父親十分悲痛，這也導致他之后4年沒有再婚。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樣拉扯著一雙兒女，度過這4年漫長歲月的。
母親和父親性格迥異。她年輕時候的經歷更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歷險記，一部現(xiàn)代女性奔向自由的奇趣史。
母親出生在東北（遼寧通遼），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的哥哥姐姐都生得人高馬大，她卻只有一米五八。據說，她從小就像個男孩兒，性格活潑爽朗，喜歡各種體育運動。不過很快，這種無憂無慮的生活就結束了。
1931年，日本占領東北，成立了傀儡政權，時局紛亂，人心惶惶。那一年，母親只有12歲，卻毅然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她跳上火車，跟隨流亡學生到了北京，從此背井離鄉(xiāng)，與家人經別數(shù)年。后來，我發(fā)現(xiàn)我的命運與母親驚人的相似，也是11歲那年，我離開了臺灣。
在北京，母親和流亡學生一起，在天壇附近繼續(xù)求學，上了東北人專為流亡學生設立的一所中學。6年后，她考上了上海東南體育專科學校，只身闖蕩大上海。
母親老愛給我們講她當年上海之行的一次“壯舉”。北京開往上海的火車上，母親靠車窗坐著，悠閑地用勺挖半個西瓜吃，站臺上，幾個小混混不懷好意地沖她指指點點。過了一會兒，笛聲長鳴，火車就要開動，這時，母親沖那幾個混混招招手，等他們不明就里地跑到窗前，母親一揚手，半個西瓜啪的一聲扣在了一個混混的腦袋上。此時，火車緩緩離站，將幾個呆住的小混混遠遠拋在了身后。
多年以后，做了祖母的母親還經常給我的兩個女兒講起這段往事，女兒們常被逗得哈哈大笑。
在上海東南體專，母親專修體育，她的短跑成績非常突出，曾經拿到過全國第二。她當時的夢想是參加一次奧運會，甚至開始為1940年的奧運會作準備，但是無奈，因為“二戰(zhàn)”的原因，那屆奧運會取消了，母親的奧運夢也因此破滅。
母親年輕的時候端莊美麗，她最常向我展示的是一張卷著頭發(fā)、穿著舞會盛裝的照片。這張照片被照相館老板看中，放大數(shù)倍掛在了照相館門口。沒想到，這張巨幅照片常常引起復旦大學男生們的關注，一些男生總能通過照相館老板問到母親的地址，跑到東南體專偷偷地“欣賞”。據母親說，當時怎么也算是“轟動一時”了。
母親到了80多歲，還經常回憶起這段往事，自己年輕時的“輝煌”還能讓她小小地得意一番。母親就是這樣一個永遠開心的、淘氣的形象。
時間回到1938年父母親初相遇的那個下午，正在陜西省“戰(zhàn)時行政人員訓練所”受訓的漢中女教師，我的母親，站在聆聽抗戰(zhàn)宣講的人群中間。一個身材不高的四川人，我的父親，正操著一口川音演講，他專注的表情、幽默的言語和火熱的激情深深地吸引了母親。一種奇妙的感情在她的頭腦里升騰，直到宣講結束，她的眼神再也沒離開過他。
說來也巧，母親在體專的一個“閨密”正好是四川省“青年團”任覺五的夫人。通過任氏夫妻介紹，母親終于和父親見面了，兩個年齡相差10歲的年輕人就這樣戀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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