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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濟成就世人公認。但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各種問題開始表現出來，比如，經濟中正出現新的國有化——國進民退，還有宏觀調控中，很多政府行為又退回到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包括對一些競爭性產業(yè)的價格上漲進行直接控制。這些政策的后果是什么？
一
問：前些年大家還強調“國退民進”、“小政府大社會”理念，但現在中國經濟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走。您如何看待這種狀況？
陳志武：以前關于國企是否應該民營化、私有化的討論，只停留在國企和民企誰的資產回報率更高、誰的效率更高這些標準上，好像只要國企的效率跟民企一樣高就行。但那是一種非常狹窄的標準。比如，今天許多人抱怨中國經濟增長這么快，但普通大眾的收入和生活狀況不見得有太多改變，他們沒有足夠地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為什么會是這樣呢？大家喜歡把注意力放在分配制度上，說資本家拿得太多。但是，在今天的中國，最大的資本家是誰？是國家，具體講，是國資委和財政部。在中國經濟仍然以國有制為主體的情況下，增長的結果是，國家越來越富，而老百姓拿的是極少部分，這不僅抑制內需增長，而且扭曲產業(yè)結構。社會中的貧富差距的確在擴大，但國家與民間之間的貧富差距以遠遠更夸張的速度在擴大。
如何理解這一點？以美國為例，過去十年里，美國家庭累計儲蓄15
000億美元，這個數字不小。但是，如果我們看看美國土地、企業(yè)資產、房產等，把所有資產的升值加在一起，那么，過去10年里，美國家庭累計資產升值總額為35萬億美元。把這兩個數字放在一起來作比較，你會發(fā)現，資產性財富增長跟勞動收入儲蓄的比例差不多是22∶1。由此，我們容易理解，為什么美國人把勞動收入基本都花掉，存下的錢很少，因為有了這么多的資產性財富增長以后，美國人不需要去儲蓄。這也是為什么美國的消費內需這么高，可以為美國、中國、日本、韓國等的經濟增長提供推動力。其中，非常關鍵的一點是美國所有的生產性資產是私有、土地也是私有，這些資產收入和增值都直接屬于私人，通過資本化、金融化的發(fā)展使美國人可以把土地、生產性資產隨時可以變現，隨時能轉換成消費或者再投資。私有制，使美國人的消費增長不僅跟勞動收入直接掛鉤，更重要的是，也直接跟資產性收入、跟資產增值掛鉤，在資產性財富和私人消費間的距離幾乎是零。私有制是內需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基礎。
相比之下，在土地公有、主要生產性資產也國有的制度安排下，中國的老百姓消費跟土地增值、跟資產性財富增值、跟資產性收入沒有關系。如果中國的GDP按年均10%的快速增長的話，土地和資產的價值應該以超過10%的速度在長，可是，這些增值對國內家庭的需求增長幾乎沒有影響，因為那些資產和土地都不是私人的，是個人所沒法花或再做投資的。初步算，過去國有土地的總價值約為50萬億元。國有企業(yè)資產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2007年8月《求是》雜志上談到，到2006年底，全國有119萬家國有企業(yè)，平均每家資產為24億元，所有國企資產加在一起值29萬億元。也就是說，國有土地加國有企業(yè)的總價值為79萬億元。按13億人口算，人均國有資產財富6萬元。假如這些資產價值每年照GDP的速度增長，一年會增78萬億元，這部分財富增值如果分到個人頭上，那么每個中國人的年收入就多6 000元，小孩、老年人等所有中國公民都算在內了。也就是說，假如每家有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獨生小孩一個，每戶五人，那么，這些財富增值算到家庭的層面，每家每年的收入就多了3萬元！
資產性收入呢？即使不考慮土地收入，不考慮地方國有企業(yè)的收入，僅央企去年的利潤就為9 800億元，分到13億人頭上，這又多了753元。每戶五口人家每年又多了3 765元！
但是，我們知道，這每家每年可以有的33 765元的資產增值和收入是可以想像，但因為是國有而拿不到手，更是無法由私人花的。任何一個正常的中國人都不會說，“因為這些國有資產增值、國有土地增值了，所以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我也有一份，所以今天我可以多花些錢，我今年可以多花些錢了”，沒有一個正常的中國人會這么想。因為大家知道，在國有制之下，這些資產的升值、土地的升值，跟自己可以花的錢沒有關系。這就是為什么只要國有制、公有制在中國經濟中唱主角，經濟增長所能帶來的內需就遠低于本來可以有的水平，未來的增長還必須依賴出口市場。私有制之下，資產增值和資產收入可以轉變成新的內需增長，而在國有制之下，這鏈條就給卡住了。
問：國內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國有企業(yè)應該通過增加分紅的方式，把國有企業(yè)掌握的資源減少，多少可以避免“第二次國有化”越來越強化的趨勢。您是怎么看待這個說法的？
陳志武：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把更多的錢從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這些企業(yè)轉移到財政部，至少可以限制這些企業(yè)在許多相關、不相關行業(yè)里盲目擴張，去搶占本來屬于民間的收入增長機會。但這樣做從根本上不解決問題，把國有企業(yè)的收入通過分紅轉移到財政部，財政部怎么花？用什么機制去監(jiān)督它？這種分紅并沒有把任何一分錢分到中國公民的手里，對內需沒有影響，是換湯不換藥。財政部不是沒錢花，去年的財政收入就漲了31%，到51萬億元，他們的錢太多，而老百姓的錢太少。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將公有土地和國有資產全部私有化，把這些財產權分回給中國公民，讓他們不只從勞動收入中分享到改革開放的成果，而且能從資產增值和資產收入中分享到好處，這樣才能糾正目前“國家越來越富、民眾相對越窮”，內需增長不足的局面。
二
問：關于私有化的問題，恐怕不只是認識上有障礙。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要想決策層進行私有化改革，是否能行得通？
陳志武：為了中國的長久持續(xù)發(fā)展，這種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實際上，現在的壓力或說進行這種私有化的必要性已經很高。
第一，由于美國次級按揭貸款問題可能使美國和全球經濟出現滯脹或者蕭條，這對高度依賴出口市場的中國經濟會有較大的負面影響。為了保證國內的就業(yè)和收入增長，必須想法刺激內需的增長。就像1998年的住房市場化改革和住房按揭貸款的推出從根本上刺激中國經濟增長，使中國從亞洲金融危機中順利地走出來，這次，如果能將國有資產私有化分到老百姓個人，必將刺激中國經濟的內需，也將進一步帶動新的產業(yè)高潮。
第二，中國的產業(yè)結構也必須轉型，重型制造業(yè)太重，服務業(yè)太輕。以前蘇聯為例，在國有計劃經濟下，前蘇聯經濟也曾經增長很快，只是它增長的是制造業(yè)和軍工，而不是服務業(yè)。今天的中國還基本如此，當資產增值和資產收入的絕大部分都屬于國家，由國有企業(yè)和政府機構去花費時，他們當然更喜歡看得見、摸得著的制造業(yè)和重化工業(yè)。相比之下，如果通過資產私有化把國有財產、土地還回給老百姓，資產增值后老百姓家庭的消費會跟著增加，他們的消費需求必然更能帶動第三產業(yè)的發(fā)展。因此，國有經濟支持的是一種產業(yè)結構，私有經濟支持的是另一種產業(yè)結構。誰可以決定錢怎么花，最終會決定該經濟的產業(yè)結構。
第三，國有經濟分量越重，對法治建設的威脅就越大。換言之，為了法治發(fā)展，中國也應該私有化。如何理解這點呢？根據對幾十個國家的情況做的研究，我發(fā)現，一個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為什么會是這樣？民營企業(yè)界的人對這一點可能有很強的感受，因為任何行業(yè)只要有國有企業(yè)介入，那個行業(yè)就別想有平等競爭，也別想有法治。道理很簡單，國有企業(yè)后面的股東是國家，國家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可以隨意修改法律法規(guī)，可以根據其意愿解釋法律和各種政策的機構。所以，有這樣一個掌握絕對特權的股東在背后，國有企業(yè)只要進入任何行業(yè)，那個行業(yè)的民營企業(yè)、合資企業(yè)、外資企業(yè)就沒法平等競爭了，一旦有法律糾紛，法官跟國企是一邊的，同屬國家機構，你說法官會平等對待國企和民企嗎？更何況國資委還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們注意保護國有資產呢。
比如，幾年前，中石油、中石化擠掉民營加油站的事就很典型，這兩家國企通過國務院出臺一些法規(guī)，要求在一平方公里范圍內不能有超過多少家加油站，最后逼著民營加油站必須以一個象征性價格賣給中石油、中石化。別的行業(yè)也是這樣，只要國企一出現，它們就可通過法律法規(guī)把民企擠垮。
最近了解到，在造船行業(yè)中，國家發(fā)改委規(guī)定十萬馬力以上的輪船發(fā)動機，必須經發(fā)改委的審批才可以造。表面看，要發(fā)改委批，那申請一下不就行了嗎？但實際上，發(fā)改委這些年的做法是，把這種大型發(fā)動機的制造和造船機會基本只留給大型國企，不給民企。所以，國有企業(yè)的存在會從根本上破壞各行業(yè)的游戲規(guī)則，法治就只能是一種愿望，但不能成為現實，因為法治的第一原則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民企跟國企不可能平等。
問：那么，在具體操作上，如何將國有資產私有化呢？
陳志武：應該把國資委體系掌握的國有資產一部分劃撥給社保基金，剩下的跟國土資源部掌握的一些國有土地一起放到一個或幾個大基金里，然后把基金份額分給全國老百姓，每個公民得到同樣多的基金股份，并允許個人自由交易這些基金股份，就像現在的股票基金可以交易一樣。
我知道很多人會說，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當年不正是這樣做的嗎？這不是休克療法嗎？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第一，當時的休克療法更多指的是政治制度改革和法制改革在先、經濟改革在后的改革路徑，而不是私有化基金的做法。第二，當時的俄羅斯還沒有基金行業(yè)，也沒有股票市場的運作經驗，更沒有配套的證券法律和法院。相比之下，中國的基金行業(yè)、股市規(guī)模、證券法律與監(jiān)管架構都已有多年的發(fā)展和經驗，不存在操作上的真空，基金交易和證券監(jiān)管已有較強的基礎，社會大眾也有多年的股票和基金交易經驗，因此，今天在中國做私有化基金在操作上不會有問題。
三
問：當年建立國有經濟主要是基于讓人民共同富裕，基于福利國家的理想。那么，現在如果將國有資產都私有化，今后國家如何為社會提供生活保障、醫(yī)療衛(wèi)生、教育等服務呢？
陳志武：這中間有很多誤區(qū)，甚至是誤導。首先，我要強調，20世紀50年代將私有財產和私有土地進行全面國有化的時候，給老百姓有個這樣的許諾：你把你的土地和財產都歸公、給國家，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醫(yī)療、養(yǎng)老、小孩教育都由國家包了。那是一種對稱的交易。可是，過去30年的改革過程中，國家把老百姓的工作、住房、醫(yī)療、教育等責任丟回給了老百姓個人，國家基本不管了；但在另一方面，國家卻沒有把當年國有化過來的私人財產和土地還給老百姓。這等于是說，搞了50年的國有經濟，到最后，老百姓把財產丟掉了，給了國家，但自己的生活卻還是要自己負責。
那么，在當前這些國有資產沒有私有化，還掌握在國家手里的情況下，中國公民是否就真的得到很多政府福利呢？我們可看看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保障和就業(yè)福利上的開支，據財政部長謝旭人先生的介紹，2007年在這三項上的總開支約6
000億元，相當于財政總開支的15%，為全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461元（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沒有國有經濟的美國，去年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約為15
000億美元，相當于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為美國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
000美元（相當于一個普通美國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不管按絕對數字算，還是按相對水平，美國政府回饋給老百姓的醫(yī)療與社會保障都遠高于中國，盡管美國是十足的私有經濟。按照國有化運動的初衷，國有資本應該帶來更多的社會福利，我們本應該看到完全相反的情況。
許多人說，中國還處于初級發(fā)展階段，所以沒法跟美國以及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比——這說法站不住腳。美國去年（2007年）的財政稅收才占GDP的18%，而中國51萬億元財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國企收入和國有資產增值，僅財政稅收，中國政府的相對收入就高于美國，沒有理由在民生上的開支低于美國。如果說中國沒有美國富所以財政開支會有不同的考慮，那么，中國不是更應該把財政開支放在民生上嗎？不是沒有錢，而是有沒有對財政預算過程的實質監(jiān)督問題，以至于政府錢多后更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辦公大樓上浪費，也當然為腐敗提供了溫床。
中國的立法機構——全國人大，地方各級立法機構，還有媒體和其他監(jiān)督機制，對財政預算的監(jiān)督和問責很少，只有每年10月的全國“兩會”的時候大家象征性地舉舉手，就把5萬億人民幣的財政預算通過了。這些預算的邏輯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些地方應該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該把更多的錢從行政開支以及其他浪費性開支中轉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醫(yī)療保障、教育投入？
由于開放的頭些年增長來得太容易，所以，對政府權力的監(jiān)督、對財政預算的監(jiān)督沒有實質性發(fā)展，使得國家財政的花法不明晰，弱勢群體的利益在預算過程中無法得到體現。人們好像認為民主只是少數人的抽象訴求。實際上，民主的必要性并不抽象，是涉及納稅人的錢、人民財產怎么花、怎么分的問題。
我覺得，中國現在必須進行實質性憲政制度改革，為法治打基礎，讓政府承擔應該擔的責任，而不是讓“后發(fā)劣勢”繼續(xù)下去。同時，也應該將土地、將國有資產分回到私人手里，讓中國老百姓除了工資收入外，也能享受到土地升值、資產升值的好處，帶動內需的增長，使中國經濟模式發(fā)生根本性轉型，降低對出口的依賴度。只有這樣，才能結束目前“國家太富、老百姓太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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