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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有糧，心里不慌”——在中國這個歷史上因災害頻仍而被某些西歐學者稱作“饑荒國度”(Thelandoffamine)的國家，饑荒的陰影離開我們?yōu)闀r并不長久，糧食安全始終是中國人必須時刻面對的重大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遍及糧食生產、流通各個環(huán)節(jié)。而在生產環(huán)節(jié)，首要的挑戰(zhàn)又是趨利動機下的經濟作物擠占主糧生產、工商業(yè)和房地產發(fā)展蠶食耕地兩大問題。在開放經濟環(huán)境下，由于中國連續(xù)貿易順差近20年，積累了巨額外匯儲備，高額外匯儲備的負面作用也日益顯著，放松國內糧食生產、依靠進口糧食解決糧食供需缺口的誘惑力大大增強，18億畝耕地紅線屢次遭到這樣那樣學者抨擊就表明了這一點。但糧食攸關人民生存基本需求，而且其生產受氣候等影響巨大，波動強烈，不是普通商品，要求一個大國把自己的基本生存寄望于所謂“國際社會”(在現階段實際上就是西方強權、特別是美國的同義語)，甚至說出“假如人家制裁我們，那一定是我們犯了錯誤”這樣的話，只能表明持此論者媚外而且對國家民族毫無責任心。能否有效駕馭這種趨利動機，保障和鞏固我國經濟、社會穩(wěn)定的基礎，中國決策者們面臨考驗。
我們對耕地遭受蠶食的壓力不可有半分低估，盡管各地為了騰出足夠用地指標而創(chuàng)造了跨地區(qū)耕地置換之類做法，即一地將耕地轉為非農用地之后，向異地提供補償整理、開發(fā)出新的耕地，從而維持全國賬面上的耕地總數不變，但在這種情況下轉為非農用地的耕地與新開發(fā)耕地生產能力存在差距，因為由于經濟發(fā)展水平差距，工業(yè)化侵占的耕地以水土條件較好、生產能力較強的南方居多，置換出來的新耕地卻以水土條件和生產潛力較差的北方居多；城市化侵占的耕地也以平原沃土為主。
即使在沒有遭到蠶食侵占的耕地上，生產者放棄糧食作物而轉產經濟作物的沖動也很強烈。1978年至2008年間，中國糧食播種面積年均遞減0.4%。2003年，中國糧食播種面積一度下降到9941.04萬公頃，是建國以來首次少于1億公頃。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回顧新中國奠基者的睿智。改革開放前期，“以糧為綱”方針一度遭到廣泛圍攻，幾乎被說成是思想僵化、保守、落后的同義詞。其實，我們的開國領袖不是沒有看到經濟作物、副業(yè)能夠在一時間帶來更高的現金收入。1956年，河北省委向中央呈遞了一份河北省農業(yè)和副業(yè)產值中各項產物所占比例的調查報告，其中顯示河北省全部農業(yè)產值中糧食僅占28%強，糧食以外的農產品占71%強；毛澤東主席對此高度重視，專門下發(fā)批示《農業(yè)生產合作社要注意多種經營》(1956年6月14日)，將這份材料發(fā)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參考，其中估計其他各省即使經濟作物較少，農業(yè)總產值中非糧作物和副業(yè)所占比例至少也有50%，要求各地重視發(fā)展農村多種經營以增加農民收入。
但著眼于更長時間跨度上的經濟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在魚與熊掌兩者不可得兼的情況下，他選擇了實現主糧生產基本自給這個需要更長周期方能見效的目標。對“以糧為綱”方針的不公正非議浪潮不過是過眼云煙，事后看來，把中國與當時更注重發(fā)展經濟作物取得較高現金收入流量的其它發(fā)展中國家相比，農業(yè)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社會穩(wěn)定與發(fā)展績效高下判然，糧食進口數十年來一直是這些國家國際收支危機的根源，甚至常常進一步惡化成為全面的貨幣金融危機、社會危機，收入分配的公正性也與中國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二戰(zhàn)之后實現了經濟起飛而躋身發(fā)達或新興工業(yè)化經濟體的日本、臺灣省、韓國，他們共同的特點也是高度重視保障糧食生產，不以其當前賬面上的“低效益”而動搖。
好在我國2003年糧食播種面積的超低水平僅僅維持了1年，次年(2004年)就回升到10160.60萬公頃，2008年進一步回升到10679.26萬公頃。今天，在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浪潮沖擊下，我們又該如何保證比18億畝耕地更大的安全系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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