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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作為全國經濟較發(fā)達省份，在經濟社會率先發(fā)展的同時，貪污賄賂犯罪新情況新問題也較早發(fā)生和發(fā)現(xiàn)。《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近年來，一些新形式的受賄犯罪往往與民事經濟行為或正常的社會交往活動交織在一起，更具隱蔽性、復雜性、欺騙性，急需引起重視。
新型受賄犯罪呈現(xiàn)“四化”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lián)合發(fā)布了《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對包括干股受賄、特定關系人受賄、以交易形式、以合作投資名義受賄等新型受賄犯罪進行了明確。浙江檢察機關據(jù)此加大了新型受賄犯罪案件的打擊力度，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浙江省檢察院的初步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從2007年7月到今年2月底，該省檢察機關反貪部門已立案查處兩高《意見》所規(guī)定的各類新型受賄犯罪案件103件124人。
前不久，浙江省檢察院副巡視員、反貪局副局長倪集華等人專門對兩高《意見》出臺后全省檢察機關反貪部門查處的新型受賄犯罪案件進行分析，認為新型受賄犯罪呈現(xiàn)“四化”現(xiàn)象：
一、作案隱蔽化。隨著反腐敗斗爭深入，一些賄賂犯罪分子采取合伙開辦公司、收受車輛房產不辦理過戶手續(xù)等新手法收受賄賂，以“合法”外衣掩飾背后的犯罪行為，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和迷惑性。
二、賄賂過程“期權化”。表現(xiàn)在受賄人為請托人謀利后并不立即收受賄賂，而是等多年以后，甚至退休以后，再收取好處；行賄者也并非為一時一事而行賄，而是為了謀求長期穩(wěn)定的利益，采取入股、合伙經商、委托理財?shù)仁址ǎc國家工作人員利益共享、長期“合作”，形成穩(wěn)定、持續(xù)的權錢交易關系。
三、犯罪行為“市場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一些國家工作人員及其親屬經商辦企業(yè)，或投資房產、購買股票、理財產品等。一些企業(yè)主投其所需，按照“市場潛規(guī)則”，采取讓價優(yōu)惠、提供股本金、投資款、利潤分紅等方式行賄，給賄賂犯罪披上合法市場行為外衣。
四、犯罪手段多樣化。為了對抗偵查，犯罪分子往往采取多種手法。如收受名貴花卉、收受煙票、低價畫高價賣等等。
干股列受賄榜首
據(jù)介紹，從2007年7月以來，浙江省檢察機關反貪部門對兩高《意見》所規(guī)定的各種新型受賄犯罪案件都查辦過，其中干股受賄、特定關系人共同受賄、以交易形式受賄、以合作投資名義受賄居多，占總的新型受賄案件的八成多，尤其以干股受賄為最，達到26件30人。
“干股，說白了，就是權力入股，具有明顯的權錢交易特征，又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因此也容易受到不少行受賄人的青睞。”倪集華一針見血地說。
杭州市港航管理局桐廬管理處原副處長李建平利用職務便利，為李某經營砂場謀取利益。2006年11月，李建平在未實際出資情況下，與李某簽訂合伙協(xié)議，約定自己享有李某砂場50%和貨船30%的投資款，共計人民幣66.4萬元的股份，但至2007年4月案發(fā)時李建平尚未取得分紅。此案庭審時，李建平辯稱自己沒有拿到分紅，收受李某干股的事實無法認定。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李建平接受李某66萬余元的投資股份，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構成受賄罪。李建平接受李某66萬元是沒有實際出資的股份，既沒有經過有關部門的轉讓登記，也沒有經過財務登記，是典型的“干股”，最終以受賄罪判處李建平有期徒刑七年。
與干股受賄相近，以合作投資名義的受賄更具隱蔽性。倪集華說：“假投資收真利潤，或者真投資收受超額回報，都是行受賄雙方以合作投資名義進行賄賂犯罪的慣用伎倆，這類案件我們近三年查實的就有11件13人了，而且不少還夾帶著其他形式的賄賂犯罪。”
以中國農業(yè)銀行湖州市城中支行原行長杭克勤、中國農業(yè)銀行湖州市分行資產經營部資產風險管理部原總經理金育煒受賄案為例：2003年，湖州農行資產經營部清收部信貸員孟某負責處理某公司抵債資產的拍賣事宜。在孟某要求下，資產被低價評估為人民幣808300元，拍賣底價646600元。孟某與某拍賣公司總經理邱某商量合伙以低價買入上述資產后再高價出售牟利。為順利買下該資產并繼續(xù)得到杭克勤、金育煒對拍賣行的業(yè)務關照，邱某又邀請二人參與入股共同投資。設定股份為6股，杭克勤、金育煒、孟某各占一股，每股股金為12萬元。經過杭、金等人的幫忙，2004年1月邱某等人以65萬元的低價拍得上述資產。此后，孟某、杭克勤分別將股金12萬元打入邱某賬戶。1個月后杭克勤以資金緊張為由撤回股金，邱某表示不算金育煒撤股，并代為墊付股金。金育煒一直未出資，邱某也表示由他幫忙墊資。2006年該資產以160萬元的價格轉讓，邱某分配利潤給杭克勤、金育煒各11.4萬元。最終這幾人都被查處。
以權力低價買房受賄激增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近幾年，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的犯罪案件明顯增多，尤其是隨著房地產市場的紅火，居高不下的樓價讓一些官員瞄上了增值空間大的不動產——房子，以低價買房受賄案激增。“而且低價買房往往是以家人和親友、情婦等特定關系人名義進行，不少還以虛假投資方式進行，目的都是為了逃避查處。”倪集華分析說。
去年浙江檢察機關查處的一批國土、城建、規(guī)劃等涉房部門的受賄官員中，有不少都是以低價購房方式收受賄賂的。如臺州市國土局原局長劉長春、麗水市國土資源局原局長葉杰耀(因受賄50余萬元，今年1月13日被麗水市中級法院二審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受賄數(shù)額中有相當部分都包含了低價購房的受賄款。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浙江省檢察院反貪局了解到，近年來，特定關系人受賄案也明顯增加，從2006年該局查辦的全國首例特定關系人受賄案開始，到今年2月底，浙江檢察機關反貪部門已經立案查處了特定關系人受賄案16件28人，特定關系人也從官員的情人向近親屬等延伸。此外，以委托理財方式、近親屬掛名領薪、賭博方式的受賄犯罪也時有被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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